主流价值观是在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和信仰的价值观念，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纽带，蕴含于指导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基本准则之中。主流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525要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本质特点，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因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2]。在阶级社会里，主流价值观永远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诉求的反映。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把自己的主流价值观描述成“普世”的，而这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惯用的一种障眼法。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资产阶级为了与广大无产阶级结成同盟共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便将“自由、平等、博爱”等作为天赋人权进行舆论宣传。然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便将国家机器对准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的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究其实质，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具有理论本质的抽象性、价值标准的双重性和实践逻辑的扩张性等三重特性。 一、理论本质的抽象性 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第一个特性是其理论本质的抽象性。这种抽象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进行理论演绎，而忽略了人的现实性；另一方面是从物象化的社会现实出发，而遮蔽了人的现实性。 一方面，西方主流价值观从抽象人性出发，经抽象逻辑演绎，不考虑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推导出来的价值观是没有时空条件的。但事实上，人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价值观都是带有阶级属性和历史、时代特点的。在唯物史观看来，虽然抽象人性论的出现有其合理之处：它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作为商品货币关系的承载者所表现出来的自利性；因其强调人性共同而且平等，还具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意义。但它的缺陷是将带有资本主义印记的人性抽象为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共有的人性，进而将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了非历史的绝对化解读，将之一般化为自然合理的制度。为什么柏拉图在奴隶制条件下提出的人性论将不同等级的人赋予了不同的人性，而抽象人性论却能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断言人性平等?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关系代替了奴隶制中的主仆关系，才是抽象人性论代替等级人性论的现实基础。将典型人抽象出来上升为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域的人的标准，是抽象人性论的一般路径。“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3]人性不应该被独断或假设，而应该加以唯物主义的研究。既要研究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历史，以总结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又要研究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以探讨各个时代各种社会关系下的人性之间的区别。恩格斯详细研究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他发现对象性的劳动是将猿变成人以及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关键：“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4]没有劳动这种物质性的实践，就没有工具、语言、意识以及抽象人性论所强调的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意志。人用对象性的劳动满足自己的需求，动物只能利用现成的自然物来生存，这便是人性区别于兽性的根本所在。这一人的一般本性会在历史的发展中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因为劳动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此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全部社会关系下进行的。要想真正理解现实的人，就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特定性质和形式的社会关系添加到对象性劳动这一抽象本质上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从此结论出发，就必然得到这样的认识：不但不同时代的具体人性是不同的，而且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下的具体人性也是不同的。 另一方面，西方主流价值观从物象化的社会现实出发而遮蔽了人的现实性。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所遮蔽，表现为一种物象化的社会现实。在这种物象化的社会结构下，资本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性力量，不仅资本家沦为资本的人格化，工人也被贬低为一种“交换价值”。在这种物象化的社会现实之中，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被遮蔽，人的生存状态体现为“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6]。自由对于劳动者来说，只不过是出卖劳动的自由；平等，只不过意味着作为劳动力商品的拥有者即劳动者，与作为资本的这种“物”的占有者即资本家的交换关系，即“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的形式上的平等。随着生产大发展所带来的交往的普遍化，生产领域的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在社会生活中，演绎为自然而成的、不言自明的真理。于是就有了“天赋人权”的口号和“生而自由”的理论预设。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也衍生出虚幻的“普遍性”，这种“自由”与“平等”的“普遍性”正是基于物象化的社会现实所表现出来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忽视了劳动者的现实境遇，其所倡导的自由与平等，与劳动者为资本所支配的实质内涵，恰成悖论。因此，资本构建出来的自由与平等等主流价值观的普适性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它必然包含了一个特殊情景，该情形将打破意识形态的普遍的统一，暴露其虚假性……通过‘随意’出卖其劳动力，工人失去自由——这一自由出卖行为的真正内容是工人遭受资本的奴役”[7]。在物象化的社会现实之中所产生的理论体系，不过是“虚假”社会的理论观照，在本质上忽视了人的现实性，所得出的也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观照。 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来源于抽象人性论的理论传统，另一方面与其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在抽象化的理论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双重作用下，西方主流价值观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因为这种抽象化的表达能够遮蔽其内在价值体系的虚假性，从而更具隐蔽性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二、价值标准的双重性 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价值标准的双重性。这种价值观内在地包含双重标准，而且选择抨击对象时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民主与自由的内在矛盾使西方主流价值观可以攻击任何一个国家，也可以替任何一个国家辩护。 当代西方主流价值观批判标准的双重化，源于其所遵循的利益导向原则，其内在逻辑是资本的增殖本性，而这种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8]269它在追逐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8]683。《共产党宣言》对资本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认为资本首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高度，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9]34。这种奇迹只不过是在资本逻辑控制之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对于人力的野蛮使用的基础上取得的，这种“远征”也不过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打破生产限制的一种全球扩张。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控制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总体运行过程，从而控制了整个经济领域。资本在引领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也逐步控制了政治领域，“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9]33。寻求政治权力，是资本运行的重要条件。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的力量比较弱小，它总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力量进行原始积累。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时，生产资料和财产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时，“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9]36。这种“政治的集中”便促成资本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并使其在政治领域中强力推行自己的意志，从而实现对政治的控制。同样，资本的控制也涉及文化领域。在文化领域中，资本将利己主义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抹去了一切受人尊敬的职业的神圣光芒。与此相适应，资本试图将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来对待，并迫使其他民族推行自己的文明，获得文化霸权。这是资本逐步成为社会控制力量的基本路线图。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利益原则逐渐成为其价值标准的重要原则：对凡是符合资本发展的体系加以扶持，使其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对违背利益原则的势力，则加以打击或诬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