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作家，托马斯·曼通常以文学家的形象示人。然而，曼氏也是一位思想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思想星丛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其奠基石便是出版于“一战”结束时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沉思》(1918，以下简称《沉思》)。这部庞大的杂论集乃是曼氏与当时著名的尼采研究者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nrst Bertram)思想交往的产物(贝尔特拉姆的研究直接影响了魏玛时期的尼采接受)，而其标题本身便是向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致敬。这部著作事实上是所谓的“1914观念”(Ideen von 1914)的延展，表达出当时德国的主流知识界对于“一战”的基本理解范式：这场战争是一场以德国的“文化”(Kultur)反对法国的“文明”(Zivilisation)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朱莉安·班达语。“魔山”上共济会员塞塔姆布里尼和耶稣会士纳夫塔之间的漫长论争，正是这场战争的变体)。在这种范式中，曼氏用“精神”(Geist)与“生活”(Leben)这对对立范畴来措置其政治思考。所谓“不问政治”，乃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基调：信奉文化和心灵的内在性，质疑政治革命的进步论，强调维持生活、历史和社会的自然生成。曼氏认为，权威政府是德国的自然统治形式，并且责难政治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的多篇杂论中，曼氏多次使用“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的措辞，尤其是在1921年的《俄国文选》导论中，他首次提出“保守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的理念。这场“革命”在魏玛时期形成了政治思潮的洪峰，而穆勒·凡·登·布鲁克、施米特和斯宾格勒等人则是这个时代的理论弄潮儿。因而，在思想史叙事中，曼氏通常被归属于保守主义阵营。著名政治思想史家阿明·莫勒甚至认为，曼氏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这场运动的“教父”①。 《沉思》无疑是一部反对革命的著作。然而，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曼氏开始认同于歌德所代表的市民精神，逐渐疏离于保守主义阵营。特别是在1922年外交部长拉特瑙遇刺事件之后，曼氏愤然发表著名演讲《论德意志共和国》，倡导民主、进步和人性理念，并且旗帜鲜明地捍卫着新生的共和国。这是曼氏思想生涯的决定性时刻。由于这篇演讲，曼氏被其保守派同侪视为变节者。然而，曼氏在翌年出版的演讲单行本中为其前后的思想立场作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自我辩护：“我也许改变了我的想法(Gedanken)——但不是我的命意(Sinn)。想法，无论听起来多么复杂，却总是目的的手段，是服务于命意的工具。”②在曼氏的自我理解中，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命意，而这无疑就是演讲中同样论及的“第三帝国”，或“德意志的中庸”(deutsche Mitte)。这些措辞所表达的是浪漫派的“第三者”(das Dritte)理念，即对立项之间的更高的合题。简而言之，曼氏所理解的“第三帝国”理念，其旨趣在于促成德意志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和解。这个“第三帝国”当然不可与后来成为历史事实的“第三帝国”等量齐观。而近来又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曼氏所理解的“保守革命”与其时的青年保守派的理解大相径庭，而其中的关键之处则在于曼氏秉持着反讽的思想姿态③。的确，反讽者对于“例外状态”和“决断”是无能为力的，因而施米特在《政治的浪漫派》中极其不屑于浪漫派的反讽。 然而，对于曼氏而言，反讽乃是“这个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最深刻的和最诱人的”④问题。反讽之所以具有如此思想魅力，须归因于德国浪漫派的思想实验。德国浪漫主义作为启蒙主义的反动，为了对抗启蒙主义所造成的精神与生活的二元对立格局，试图以反讽为进路，重构自我与非我、亦即精神与生活的统一。在这种思想史背景下，“反讽”不仅是诗学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更是一个保守主义的概念——它表达出德意志传统关于精神与生活的独特理解。不妨说，在启蒙主义思潮中，反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德意志”世界观。当曼氏写作《沉思》时，他正是以这样一种反讽姿态看待文学与政治，“反讽与激进主义”也构成该书的重要一章。权威的托马斯·曼专家断言，反讽是“保守主义的形而上学”⑤。然而，伴随德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曼氏的反讽观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特别是后来的《论小说艺术》一文中，曼氏明确表示其“反讽”概念不同于浪漫派：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那么，曼氏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反讽”概念的旨趣何在？本文将结合魏玛时期的思想语境，通过重构曼氏的“反讽”概念，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一、康德、席勒与浪漫派：爱欲式反讽的三个时刻 对于德国保守主义以及曼氏早年的思想生涯而言，尼采哲学乃是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尼采从根本上颠覆了启蒙主义将人视为“理性动物”的价值设定，而把生命视为“权力意志”，从而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下，重新赋予生命、意志、情感和激情等以价值的优先性。这种思想在20世纪初催生了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新本体论哲学，进而在公共论争领域形成一种“文化批判”的思想定势。这种思想定势在精神与生活的二元紧张中展开。在其中，精神的维度被理解为理智主义或工具理性，进而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被理解为抽象的普遍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主义。与之相反，生活的维度所坚持的，则是人类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以及个体生命的本真性。 “文化批判”的主题充满了文化—政治紧张，折射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也是曼氏写作《沉思》的思想语境。作为保守主义者，曼氏自然地站到生活的维度上，径直认为激进主义便是虚无主义。在尼采的意义上，激进主义便是将不真实的价值设置于生活之上，其典型口号便是：“应当要有正义、真理或者自由，应当要有精神——哪怕毁灭世界和生命。”而一个反讽者则会反问道：“难道真理真的可以成为证据——当涉及生活的时候？”对于反讽者而言，真理如果无法得到生活的检验，便是无效的。每当这一时刻，“反讽者是保守的”⑥。这也是反讽的第一时刻：为了生活，精神做出了妥协。在曼氏看来，尼采和易卜生质疑真理之于生活的价值，便体现出一种“反讽的伦理”(ironisches Ethos)，而海涅所叙述的康德与老兰培这对主仆间的思想史佚事，更体现为一种“政治性反讽”(politische Ironie)。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砍掉上帝的头颅，却因为“老兰培不能没有上帝”，最终通过“实践理性的悬设”将上帝复活——这一思想史上的戏剧性情节，其内在的驱力就在于，精神必须为生活做出让步⑦。“反讽就是自我否定，是精神为生活做出的自我背叛。”⑧而其典型的文学表达，则是曼氏的《特里斯坦》。小说主人公自恃为孤傲的艺术家，在自我想象的精神世界里对市民性大加挞伐，而在真正面对一个市侩的责骂时却抱头鼠窜。这是一种康德式的反讽，是消极意义上的反讽，其意义可以理解为反激进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