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救赎文艺批评家？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只要冷静凝视文艺批评的现状，再掂量掂量文艺批评家的责任，你也许会觉得在今天探讨这一话题是颇有意义的。某新锐年轻学者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排座次时，依次选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九名大家，曾位列至尊的茅盾却名落孙山，而沈从文乃至张爱玲倒是赫然端坐。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无论是就其人格，抑或是文学贡献，早就有历经时间检验、几成公论的评价，然而《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我看鲁迅》、《鲁迅的功与过》等文，却悍然兴起一场“屠鲁”风暴。仅此二例，就足以令人好生纳闷：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究竟怎么了？窃以为，当下的文艺批评界之所以常有这样的石破天惊之举，时不时冒出些耸人听闻的论调，根源仍在于批评家们的涵养问题。在文学市场中，作家、批评家、读者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说作家是卖方、读者是买方的话，那么，文艺批评家们则是导购员，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离不开文艺批评家这一优秀导购员的正确导购——以高质量的文艺批评引导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欣赏。只有正确的文艺批评才能激发、引导作家、读者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指明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并促进文艺的繁荣，而文艺批评家的涵养如何，直接关乎其文艺评论的质量。 一、高尚的品格 文如其人，人品决定文品，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节操；有的是鲲鹏展翅、九天揽月的豪情；有的是淡泊名利、坚持真理的美德；有的是实事求是、勇陈己见的作风。他绝不屑于追名逐利、明哲保身，当然，更不会弄虚作假、见风使舵、媚俗悦上，沉溺于一己之私利。可悲的是，当今的一些文艺批评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放弃了自己的操守，坠入庸常，致使文艺批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失范行为：“经济杠杆在批评中或明或暗地起着‘操纵’作用，商业炒作致使人为生出的‘鱼目’企图钻进文学批评层面而‘混珠’，某些批评有意无意地照顾着作家的‘面子’，一些批评家或热衷于追逐热闹，或沉湎于制造轰动效应，或因为心浮气躁表现出了不负责任和过多的随意性。”（注：刘安海：《论文学批评的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庸俗的、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对文艺的繁荣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正确引导，而是误导误杀，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文学批评家的品格是否高尚、修养是否完善，将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影响着文学批评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注：傅宁：《论文艺批评家的品格与修养》，《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要想写出真正优秀的文艺批评文章，首先就要求批评家们必须培育起自己高尚的品格，否则，很难“吐出象牙”来。非以文才名世的岳飞、文天祥之所以能写出《满江红》、《正气歌》这样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就在于他们拥有恢宏的气度、高洁的品德。同理，文艺批评家们要写出堪称经典的作品来，也需要这样的气度与品德。 二、宽广的胸怀 随着政治对文艺的松绑，文艺获得了自由，复归了自身，共和国几十年苦心营造而成的文学“共名”局面顷刻间土崩瓦解，一个真正的文学“无名”时代悄然而至。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女性文学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虽说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却也着实有些百花争艳的热闹景象。不同的文学创作，极大地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欣赏需要。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倘若纯属个人行为的吃饭，你喜欢青菜而不喜萝卜，那么，你尽可以只要青菜而拒绝萝卜，但倘若你是在操办一次集体聚餐，那么，你就没有权利只准备青菜而不准备萝卜，因为，尽管你不喜欢萝卜，但有别人喜欢萝卜。作为一名文艺批评家，他必定有自己特别喜爱的某种风格的文艺和自己不太欣赏的某种风格的文艺，这是他的自由，无可非议，但他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却不应该将这种个人的兴趣爱好掺和进去，自己喜欢的就捧之上天，自己不喜欢的就按之入地，因为作为文艺批评家所作的文艺批评，不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社会的专业性工作，这就决定了他绝不应凭一己之兴趣爱好来评判文艺创作的高下与优劣，特别是业已扬名立万的文艺批评界泰斗，他们一言九鼎，更不能以个人嗜好任意“酷评”。批评行为的社会性决定了批评家们必须拥有宽广的胸怀。令人担忧的是，当下颇有一些文艺批评家暴露出其心胸之狭隘，“喜新厌旧”就是心胸狭隘的一种典型表现。一些文艺批评家，特别是一些新潮、前卫的批评家们，热衷于精神分析法、结构主义、叙述学等新批评，一意排斥、鄙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在创作方法上，对意识流、象征主义等现代派方法情有独钟，不知疲倦地为之鼓与呼，而对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是嗤之以鼻……不一而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政治的近于偏执般的疏离。也许是往昔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太多太紧了，也许是出于对文学沦为政治工具的反感，在当前，越是远离政治的作品，就越是被评论界所看好，越是被不遗余力地唱赞歌，反之，政治性强的作品，离政治近的作品，尽管其中也有不少颇见艺术功力，但仍是难入批评家法眼，仍是被无情冷落，这种不良倾向，甚至祸及现代文学：代表了社会剖析派小说最高成就的一代宗师茅盾先生被冷落，而对沈从文、张爱玲之类远离政治的作家，喝彩之声四起。其实，文学性与政治性完全是可以共生的，绝非对抗性的。政治性强的作品不一定就没有文学性，同理，并非政治性弱的作品就一定有高超的艺术性。在文学与政治的问题上，如果过去是唯政治一极，那么，今天倒恰恰是惟文学一极了。不论何种情形，都不是科学之举。一个心胸狭窄的文艺批评家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因此，很难写出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批评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