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8)07-0034-06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一种观念或者一种精神来有效地凝聚社会力量，维护政治统治和支撑社会文化的延续发展，我们称之为观念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政治成长环境独特，由亿万小农组成，整个社会成散漫平铺的差序格局，更加需要一种能够将小农经济和王权政治纳为一体的、能够统辖社会各个层面人们行为举止的观念体系。经过先秦的“百家争鸣”、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试验、汉初对道家思想的实践，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学说作为传统社会的“公众精神”——国家意识形态。在此后的数千年里，儒家学说一直占据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正统思想和封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其根本原因固然是源于儒家学说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学说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传播、话语强化机制，慢慢地浸润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逐渐转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基于此，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特别是儒家学说话语权的获得、话语的传播、话语的延续，对于今天探讨“网络化生存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辩的方式争夺话语权 以辩的方式争夺话语权，这主要是在先秦时期。当时，由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观念体系。“百家齐放，百家争鸣”顺势而生。各个学派争先恐后地在社会“发声”，与其说是表现自己学派的思想精髓，更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表达，他们都期望自家思想能够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采纳。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最终是儒家学说“辩”赢了这场看似学术论争实则政治理想论争的“辩论会”，争得了话语主动权。对此，朱新山学者进行了分析，认为儒家学说能够成为赢家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儒家学说在所有学派中气魄最大，几乎囊括上到君主下到庶民做人、做事的重要准则，富含有能够管理和统辖社会上到君主下到庶民所有人的心灵和行为的精神内容——“仁”“孝”“爱”。其他学派则不然，如道家主要是“出世”的态度，不符合君主专制统治的需求；法家的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君主的统治需求，但是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无法找到接受君主专制的平衡点。二是儒家学说提供了具体统辖和管理的可操作性方式，具体体现在“推己及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里。[1](P65)孟子曾经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真正理解这一含义，需要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早期国家的成长过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社会组织形式与同时期世界上的许多地区特别是欧洲大陆不同，它的基本组织是家族而不是氏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方面聚居在一起，方便合作起来进行小农作业；另一方面，子承父业的习俗一代一代相传，使人口围绕有农耕的地域、以一定的血缘中心点不断向外扩散、累积起来，形成族群，再形成以族群为单位的村落。[2](P8～9)从这一理解来看，家是国的基础，国天下就是家天下，家里的每个人都遵守仁、孝、爱，把家治好了，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往外扩散，国家也就治好了，这就是儒家提出的由下至上的修齐治平思路，这也是儒家历来倡导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真正原因。 二、以废的方式控制话语权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统治者通常运用国家权力这一“硬措施”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论，在历史上表现比较突出的是通过废除、禁止、压制的方式来控制偏离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著名的历史事件就是“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笔者将其概括为以废的方式控制话语权。 第一，通过焚、毁的方式，从源头上清理人们可能接触到的异端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掀起了以“焚诗书”“坑术士”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法家思想占据了话语权的优势。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秦朝刚结束六国的纷争，虽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但还面临着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思想领域诸子百家尚未从争鸣的状态抽离出来，各家从各自学派利益的角度来探讨现在的政治统治，这对大一统很不利。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儒家有着比较浓厚的“尊古”思想，部分失去既得利益的六国贵族借助儒家的这种思想质疑秦朝统治的合法性，质疑郡县制的合理性，为此，秦始皇采取了“焚诗书”“坑术士”的极端做法，目的是为了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在秦朝法家思想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社会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国家权力和法律来调控。在汉代，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内容不一样，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统一思想，维护中央集权。只不过历史条件变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发生了变化。经历了秦朝试验法家思想的暴政、汉初试验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统治者最终明白，要使国家变强大，不能走极端之路，而要走中庸之道，而儒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汉武帝在“罢黜百家”的同时，还利用国家权力强行销毁与之相关的图书文物，从源头上清理人们可能接触到的异端思想。后代的君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只不过手段比较隐秘，主要是在编纂史书这一类看似保存文化的正面活动中销毁对自己统治不利的异端思想，以此来标榜自己正统，把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通过删、改的方式，让儒家经典更加贴切地为意识形态管理服务，保证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性。前面谈到对于非儒家学说的图书文物采取的是销毁的形式，而对儒家学说里面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内容，主要则采取了删改的方式。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体系，本身涵盖内容比较广，揭示的是封建统治的通用性法则，尚未针对具体的历史做出具体分析。概括起来讲，该学说体系包括以“仁”为主要内容的“内圣之学”，以及以“礼”为主的“外王之学”，由此延伸出对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社会关系做出了精辟规定，即我们所讲的“三纲五常”，以此为构筑整个国家秩序的原则和规范。整体而言，这符合统治者高高在上被人尊崇的心理需要，也符合百姓平衡逆来顺受接受封建君王统治的心理需要。但是，时代在发展，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局势，特别是随着封建专制程度的日益加深，越来越需要一些具体的符合时代局势的理论来指导，因此，需要对原有的经典进行局部的调整。另一方面，统治者对原有经典理解上的偏差。比较典型的是明朝皇帝朱元璋对《孟子》原文的删改，改编成《孟子节文》。在朱元璋那里，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触犯了君权，威胁到自己“独尊”的地位，是大逆不道的言词，必须删去，故对其进行修改。类似的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相关句子全部被删改，最后形成了有利于自己专制需求的《孟子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