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不仅仅是一种交流的语言符号，更是一种权力的工具。话语权是指人们通过话语而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政党、社会组织或团体等，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信仰进行传播，通过控制社会舆论，以影响和控制他人的意志和行为。话语权的实现既要以物质力量为根基，也要依靠民主政治的发展，更要通过先进文化来直接显现。我国积极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外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面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为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内则是为了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中国物质力量的增长是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基 意识形态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后盾。近年来，中国硬实力与日俱增，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较小，经济发展为世界脱贫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与日俱增。所谓“硬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等可支配性力量。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马克思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①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它以硬实力为基础，是硬实力的外在反映。可以说，就硬实力的主要构成要素而言，中国都有较快的发展。在经济方面，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约10％的增长速度，而且即使在世界经济普遍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仍保持6％以上，远高于全球2％至3％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科技创新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技术、量子物理、医疗卫生、卫星导航技术等领域成就突出。约翰·科斯特洛说：“美国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民用、军事信息革命的发源地……中国崛起成为量子及相关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将标志着创新中心向东方转移。”“一个不但拥有雄厚资金，而且正集中强大力量发展科技实力的国家(中国——引者注)正在冲击他们的地位。”②在军事方面，我国不断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提升了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水平，增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由此可见，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硬实力与日俱增，并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迅速发展的国家。硬实力的不断发展为赢得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第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正不断缩小。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过着奢靡的生活而普通工人却如牲畜一般，造成这种严重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③。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使两者相对立，使资产阶级不劳而获，工人阶级劳而不获。那么，何时以及如何才能消灭贫富两极分化、消灭剥削和压迫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的时候，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和压迫才能被消灭。今天的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社会福利、税收、社会保障等多种方式调整了分配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私有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依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正如有的英国学者所说，“土地和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加上关于遗产的法定制度，无论是慈善事业怎样把它人道主义化，无论保障全国生活最低标准政策的系统实施怎样限制着其中最恶劣的过分情况，结果必然地会把社会划分为两个永久的、大致上是世袭的阶级——即一个富人国和一个穷人国”④。西方国家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了贫富差距扩大、富豪统治和金钱政治，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侵蚀了公众利益、撕裂了社会，具有深刻的破坏性，其实质是维护富人阶层的利益，让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比如，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⑤；再比如，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造成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经济疯狂发展，给俄罗斯的民众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发展步履维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当前俄罗斯最富裕的10％的资产者拥有89％的全部家庭的财产⑥；德国在1995年至2015年间，收入最低的40％劳动人口的实质时薪减少了4％至7％，但收入最高的60％劳动人口同期时薪则增加了1％至10％不等⑦；而中国则不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又鼓励并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调动人们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中国并没有出现西式的、不可逆转的贫富差距。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62，自2009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并创下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基尼系数“七连降”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步缩小态势，也表明政府在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中取得了一定成效⑧。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分化是由其无法克服的异化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造成的，只要这两点不改变，其贫富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而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则是由于改革不彻底、不完善造成的，具有自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