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2)06-0121-09 当代中国志愿精神具体表述为“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是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一种时代精神，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思想和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它既植根于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一个整体，四个方面各有侧重、相互关联，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自愿、不计报酬、奉献爱心、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公益等志愿者的特征。[1](P75)“奉献”是从事志愿服务的最高精神境界，体现的是为他人和社会的付出。“友爱”是从事志愿服务的内因，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前提。“互助”是从事志愿服务的基础，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人总有需要他人和社会帮助的时候。“进步”是从事志愿服务追求的目标，即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爱、和谐共处。总之，志愿精神在当代中国就是志愿者对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种积极态度，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情感。 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2]单从兴起时间上来看，无疑，当代中国志愿精神及行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发出来的社会精神与社会行动，但其孕育、形成、发展的确经历了一个长长的演进过程，并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志愿服务绕不过去的源头。因此，当代中国志愿精神及行动的传播推动，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共同情感和精神追求及其相应的公众认可度。 一、主体——从人性观的维度把握 志愿精神在中国的孕育体现着人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关系，表征着萌发志愿精神的主体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改造的广度和深度，反映着历史的进步，是人类认识自身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人类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身的德性和智力，锻造理性思维能力，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积蓄和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人作为社会动物，不仅创造着自身，而且创造着人性化的外部环境。人类的智慧是多方面的：一是对自然环境的征服与利用；二是人类社会的建立；三是人性自身的净化和提升，以及人类潜在创造力的发展。[3](P2)在这个意义上，志愿精神的孕育产生一般应该内含着三种因素：(1)作为志愿精神践行主体——人的存在与发展状况；(2)人类活动的环境，即被纳入人类认识视角和活动范围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等；(3)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规定、相互调节及由此产生的相互适应状况。一般来说，志愿精神的产生与实现应该表现为上述三种因素的整体发展和内在统一，而不应该也不能随意舍弃或忽略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但是，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处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在推动志愿精神孕育形成的实践中，有可能侧重于其中的某种因素，形成自身对于志愿精神的特殊孕育。 志愿精神在中国的早期孕育不同于西方，首先根源于生存发展的自然、社会环境不同。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它土地贫瘠，不利于耕作，但濒临大海，发展了扩张性格，锻炼了冒险精神，推动了商品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复杂多变、充满着力量和智慧角逐的商品交换环境，人们不仅需要具备开阔的视野，灵活多变的社交能力和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观念，而且逐渐养成开拓、竞争、豪放的习惯和品格。西方志愿精神的孕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或更早的宗教慈善性活动，是人们出于博爱思想而帮助他人的行为，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正如古罗马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西塞罗所说：“好心为迷路者带路的人，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燃别人的火把，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亮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昏暗。”[4](P10)反观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中原一带，西阻大山，东临大海，基本上是一个封闭性环境。中华民族很早就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冲积带为基础，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环境中生长起来的自然经济和以一家一户为独立生产单位的小农业生产方式，阻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人的视野和活动，加之很早形成的统一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支撑，造就了中华民族稳定、持重和拘于传统、不喜变革的气质和心理。中国人素来强调向内求索，通过严格的自我修养，达到身心平衡、内外平衡，以适应于外界环境。由此，也形成了超越自然、实现人性的共性追求、注重道德的完善和理想人格的造就与培养的中国古代关于人的哲学，这是中国早期志愿精神萌发的独特的土壤条件。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与世界其他哲学传统的产生一样，也是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文化发展的“超越性突破”或“哲学突破”[5](P10)。中国古代哲学兴于先秦诸子时期，是关于人的哲学，其关注点是教人如何成为一个人，是教人如何自处，如何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相处的学问，有其独特的义理内容和文化形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诸子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他们讨论的问题很多，而谈论最多的、阐发最深的，还是人性观的问题，即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道德的起源、生活的理想等等的认识。立意点就是人与人的道德情操、协作关系和约束机制，非常重视对人的美好心灵的发掘，透露着理性的光芒，其思想精髓至今仍令我们受益良多。[6](P1) 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既是孔子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人生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更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博大的仁爱宽容精神之源，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轴心突破，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被孔子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仁”，包含了多层次的含义，其核心则是仁者爱人的思想，即人与人之间同情心的流露。[7](P25)爱人思想表现了孔子的人生价值观念。具体地说，就是“博施”、“济众”。孔子认为，人的一生，只有做到了仁的各项要求，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才算是有价值的，并被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而仁的最高理想，也是“爱人”的最高表现，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善良之心待人，拥有宽厚爱人之心，是孔子待人的基本态度，集中表现在他的恕道中。恕道就是在对待他人上所表现出的仁道，也就是对他人的同情心，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之道。从积极方面说，恕道解决人的内心问题，要求人们以善良之心去积极帮助别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设身处地，包含了利他主义内容，体现了一种责任与义务，因而，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奠定了中国的慈善传统。作为儒家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孟子传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也主张“善推其所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认为，仁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所有的“不忍人之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这些善良本性，就是人的良好道德面貌的萌芽，属于人的德之性即社会性，是人类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他坚持重视人的主观道德修养和后天道德修养的思想，认为人只要能把这些萌芽加以保护和发扬，保存自己的善心，保养自己的善性，就可以形成良好的道德面貌，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得出了“途之人皆可以为禹”的结论。禹之所以能成为禹，是由于他具有了仁义等道德品质，这些道德规范都是后天习得的，这个习得机会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因而也就有了人人可以成为禹的可能。荀子的论证，使其性恶论具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由于重视后天习得，从而在引导人们加强自我约束和修养方面，在引导人们学善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之，儒家强调人们要依靠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根据理性认识来判断是非，在行动中“积善成德”，达到“仁”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