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8)02-0084-005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并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当前中国对外交往的政策宗旨，写入了十九大报告。这一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强大的理论辐射力，不仅对外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国内爱国主义及其教育也具有重要启示。它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展对爱国主义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追求人类共同利益与确保本国利益之关系、坚持中国立场与葆有世界眼光之关系等问题。本文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我国爱国主义的影响和启示作初步探讨。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拓宽了全球化时代爱国主义的理论视野 “全球化”与“爱国主义”之间始终存在持续且复杂的内在张力。按照列宁的经典定义，“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绝而形成的一种极为深厚的感情”，这表明爱国情感的形成巩固与国家之间彼此隔离这一先决条件有密切关联。而“全球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全方位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隔离状态”，对当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内涵、权力性质以及国家认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情况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不是要消解现代民族国家，更不会使个体“热爱、忠诚、保卫、建设祖国的生命情结”泯灭，而是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使爱国主义理论能够合理规避某些狭隘、消极成分的影响，提升理论视野与格局。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有助于化解经济层面的国际纠纷，促进爱国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并坚持正确义利观。众所周知，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层面的全球化，依托于广泛应用的即时通信技术和现代化交通方式，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实现了全球运营，人类社会从个体到国家都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联结在了一起。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爱国主义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但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远比理论层面的推演要复杂得多，这一过程在打破国界限制，促进人类走向联合的同时，也因其赤裸的资本逻辑和不公平的生产交换，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日趋激化，同时也刺激和强化了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爱国神经。[1]这种矛盾丛生的复杂局面反映出长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构建起的国际秩序，已经很难适应今天的世界经济发展，必须重新审视“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在“道义”和“利益”之间做出更符合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新抉择。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交往过程中所遵循的新型“义利观”，他指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上述新型义利观在国际交往中的创造性实践：虽然“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3]只有让世界各国都能平等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共享全球化红利，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努力增进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构筑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经济结构，才能有效化解在旧有不平等经济秩序下感到被剥夺和压榨的发展中国家因之产生的仇视他国和敌对全球化的情绪，使爱国主义实践坚持正确的利义观，从而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生共存的价值观，有助于缓解政治层面的国际安全焦虑，避免爱国主义被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所绑架。全球化进程虽然深受经济因素驱动，但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场结构性变革，全球化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同样深刻，并且标志着非全球化时代以空间隔离为显著特征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终结。[4](PP127-129)这种近乎“无缝”的现代交往模式一方面模糊了国与国之间在情感立场上的“敌我”界限；另一方面也摧毁了国家间因巨大的时空隔离而天然形成的安全感——现代各国不仅须在主权和领土等传统国家安全领域保持警惕，同时还不得不在信息交换、人才交流、生态保护等众多方面加强防范。可以说，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各国来说，“公开”的敌人虽然消失了，“隐蔽”的敌人却几乎无处不在，震惊全球的英国“脱欧事件”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制定的一系列限制移民政策，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应对国家安全焦虑的一种应激反应。包括原本被视为区域一体化样板的欧洲在内，在频频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情况下，政坛极右翼势力也异常活跃，反映出全球化在政治领域积淀的深层矛盾事实上助推了众多极端势力的复苏。 此种情况下，爱国主义也势必受到牵连和影响，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束缚，失去开放性与包容性。要避免陷入这种困局，单靠某一个国家自我封闭、自我孤立显然是不行的，“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应对，合作是必然选择，各国要加强沟通和协调，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5]“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蕴含的“同舟共济、共生共赢”的价值观，就是要努力建构一种高度政治互信和价值互信的价值共同体，寻求国与国之间更为深入、持久和互信的合作发展。在当前宗教激进主义持续抬头，世界局势复杂诡谲的现实状况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国际社会缓解安全焦虑、寻求价值共识、弥合利益冲突、实现共生共存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制衡各种极端势力，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爱国主义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所制约和绑架。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奉行互信互谅的情感观，有助于促进文化层面的国际交流，保全爱国主义生成和发展的民族文化载体。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就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这种依赖不仅包括物质技术层面的互通有无，也包括情感精神层面的共鸣共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6](P117)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消极影响，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正是由于全球化制造出的某些“国际通用”原则、规范、标准、习惯等，跨文化、跨国的相互交流与相互理解才在形式和途径上变得更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