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8)3-0110-04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1]家庭文明建设，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是事关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大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家庭信仰迷茫、家庭教育缺失、家庭责任感淡化、家庭向心力减弱，都是造成阻碍国家发展、破坏民族团结、扰乱社会安定的潜在危险。中国与新加坡同属东亚文化圈，都有重视家庭建设的传统根基。研究新加坡培育家庭价值观的经验，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深化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加坡家庭价值观培育的背景探究 (一)家庭危机：世代沿袭的家庭功能迅速退化，破坏了传统家庭结构 独立的新加坡生机勃勃，但充分流通的市场、金钱至上的观念和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使传统的家庭功能全面萎缩，家庭结构急速简化，家族亲情快速溶解。首先，家庭生育功能面临挑战。随着女性平等、独立意识的不断提升，“不婚主义”日渐抬头。李光耀曾回忆说，我们“决定让男女接受平等教育，一直上到大学，所有的工作也让男女担任。”[2]299很多年以后，却遗憾地发现这些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担任“官员、统计师、经济学者都保持独身。”[2]304“独身无后”成了此类女性精英的生活常态，也成为出生率骤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家庭赡养功能受到冲击。年轻人不再愿意与长辈同居一室，家庭不再被认为是奉养老人的最佳场所。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养老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家庭养老。再次，家庭经济保障功能逐渐弱化。传统家庭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族集体主义。家庭成员依靠家庭来化解危机、克服困难本来是人们广泛认可并普遍遵循的道义传统，但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更新升级、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家庭成员间不再相互扶持、相互依存，家庭的“救生筏”作用逐渐弱化。 (二)社会危机：传统意义的家庭伦理悄然没落，恶化了社会风气 在不得不依靠“拿来主义”寻求发展的新加坡，先进与落后的、积极与消极的、健康与颓废的观念涌流而入。“严重的文化‘倾斜’与崇洋心理，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文化依附”，[3]230混乱的秩序、失调的功能导致传统婚姻家庭制度逐渐瓦解，直接表现为：家庭成员间不顾长幼有序，也不遵守礼仪。随心所欲的闪婚闪离，恶性增长的单身母亲、放浪形骸的两性关系，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育龄妇女的生育数在1979年为1.791人，1986年下降到1.445人。”[4]167社会养老空前膨胀，“1968年，新加坡每个家庭平均人数为6.2人，1987年下降为4.3人。……在25—34岁的青年人中，只有一半人与父母或岳父母住在一起。”[4]167标新立异“不走寻常路”成为年轻人竞相追逐的时髦，进而引发吸毒卖淫赌博犯罪等社会恶习滋生蔓延，严重毒害社会风气，危及下一代的成长。“1972年至1993年，新加坡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了27%，尤其是强奸案已严重到令人担忧的地步。”[4]169传统家庭面临解体、年幼子女疏于管教、迟暮老人惨遭遗弃，这些看似属于家庭内部的事务却成为国家动荡、社会撕裂、人心离散的隐患。 (三)国家危机：千年传承的家庭观念急剧淡化，制约了国家发展 从独立之日起，新加坡政府就一直致力于通过家族的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来强化国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然而，这绝非易事。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民族成分极其复杂，民族纷争、文化歧视、宗教对立暗流涌动，严重缺乏爱家爱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加坡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返乡潮”或“移民潮”。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以精英家庭为首的强烈的海外移民倾向，更是让政府忧心忡忡。对于没有任何自然优势可言的新加坡，人口的流失，尤其是精英人才的流失，无疑是最严重的资源流失。另一方面，新加坡是一个标准的外向型经济国家，对国际市场的波动有着极强的敏感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短暂的经济滑坡，为新加坡政府敲响了警钟：当经济刚一放缓，失业略有上涨，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手伸向来之不易的中央公积金，既增加了国家治理的难度，又制约了国家的发展。 二、新加坡家庭价值观培育的典型做法 (一)执政党是培育家庭价值观的核心 新加坡的崛起，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高效、专业、开放、清廉的执政能力密不可分。李光耀时代，权威主义盛行，他的个人讲话或表态，总能起到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效果。李光耀指出：“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巩固团结，使华人社会经历4000年而不衰。这是一个在延续方面很独特的文明。”[2]404这一呼吁在社会上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兴起了一股回归家庭、振兴家庭的潮流。20世纪80年代末期，新加坡人的个人主义、民主观念和表达意愿越来越强烈，为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执政党开始酝酿共同价值观。起初，这项举措被反对党斥之为“思想控制”，又因过分强调儒家教义，而遭到少数族群的反对和抵制。为此，执政党不仅在国会鼓励辩论，在基层也广开言路，通过设立各种民意表达机构实现民众在政府主导下的“政治参与”，增强了人们参政议政的存在感和满足感。1993年，在政府的推动下，由多位专家学者组成家庭委员会，负责收集民意，拟定家庭价值观。接着举行全国各族讨论会，对家庭价值观加以修改并定稿。通过这种可控制、可互动的理性民主，使家庭价值观的生成和培育合二为一，既消除了分歧，凝聚了共识，又加深了心理认同，为国民树立了精神的旗帜。 (二)领导人是践行家庭价值观的楷模 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完美的家庭形象和严肃的生活作风，有利于树立和巩固政治权威。为国人提供一个“好家庭”的参考标准和理想模式，是领导人责无旁贷的责任。一方面，他们经常通过接受访问、召开会议、公开演讲等途径，表达并传递个人的家庭信仰。1982年，李光耀在举行元宵联欢会时强调：“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避免的，就是决不能让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2]4071990年，吴作栋在回答记者“新加坡有什么文化特色？”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保留大家庭制度这种特色。”[5]李显龙也在很多场合感谢再婚妻子，称赞她宽厚的涵养、无私的奉献、丰富的学识，让一个因意外而破碎的家庭重新温暖起来，成为他奋进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他们从不吝惜与国人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甚至会主动利用各种手段或途径曝光自己的家庭生活。以李光耀为例，在涉及他的著作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其家庭生活的生动描述，表现了他对于“好子女、好伴侣、好父亲”家庭形象的孜孜追求：对于父母，他心存感恩、保持恭敬；对于妻子，他深深依恋、琴瑟和鸣；对于子女，他宽严相济、循循善诱。李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家教，不仅为新加坡人津津乐道，而且成为新加坡人竞相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