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诞生于20世纪初期，与现代信仰的概念几乎同时出现。辛亥革命以后，我国旧的信仰体系崩塌，新的信仰体系尚未形成，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追寻救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对宗教信仰的反思与超越，提出了现代信仰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传播，通过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文化以及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这为适应中国社会改造与发展需要的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人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大门。 “信仰”一词源于佛教用语，“原义为深信三宝而钦仰之也。《法苑珠林九十四·待语引习报颂》曰：‘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唐译《华严经》：‘人天等类同信仰。’”[1]其意思是对佛、法、僧三宝的崇信和依靠，强调修行之初，须立持坚定的信心，毫不动摇。“信仰”一词在儒学经典中使用不多，直到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20世纪初期，“信仰”才成为我国知识分子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现代信仰概念也由此提出，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的批判——现代信仰的启蒙 民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革命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治环境混乱，政客信用败坏，国人期盼的共和体制未能出现。此外，辛亥革命击垮了传统儒家思想在我国的主导地位，但国民思想启蒙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又未能及时跟上，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种种残酷的现实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不满与失望，甚至出现了希望以自杀求得唤醒国人的悲壮事件。康有为等人认为这是国人信仰缺失所致：“新道德未成，而旧道德先废，则令举国人民在无教化之中。”[2]864正是意识到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新旧道德废与立之间所出现的信仰真空，康有为等人发起了将儒学发展为儒教，进而成为国教的国教运动。康有为等人建立的孔教会先后在我国掀起了两次国教运动的高潮，“从1913年起到1917年大规模请愿止，国教运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围绕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进行，后一阶段则以1916年的国会为中心展开”[3]。虽然孔教会发起的“以孔教为国教”的国教运动未获得成功，但是国教运动在全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远远超出今人之想象。国教运动发起的原因有很多，与儒学在我国思想和文化领域有着极深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民国初期国人信仰的缺失，特别是道德信仰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信仰危机造成的。 这场争论开启了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反对者虽然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作为国人的信仰对象，但是普遍都在思考，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以何为国人的信仰对象。1914年1月23日，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对用什么代替宗教作为国人的信仰作了如下思考：“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易之?(一)伦理学说耶?东方之说耶?西方之说耶?(二)法律政治耶?”[4]255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写道：“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5]从胡适、陈独秀的思考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寻找一物代替宗教成为国人信仰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于信仰的思考，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从宗教的局限中摆脱出来，这也为现代信仰概念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国教运动结束以后，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并未停步。1917年1月，陈独秀撰文《再论孔教问题》，率先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6]的主张。蔡元培一向力主“以美育代宗教”①，并于1917年4月8日，在北京神州学会作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1919年2月，胡适在《不朽——我的宗教》中提出了“社会不朽”的观念，以解决信仰问题[7]。再后来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以哲学代宗教”，即“以儒学代宗教”。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提出自孔子以来，中国就走上了“道德代宗教”之路，后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思想。可以说，这些思想都与孔教会、国教运动的争论和批判有着极大的联系。这些思考，表面上看是寻找宗教的代替物，实际上是为国人寻找信仰的对象物，均是期望在国人精神世界建立起新的信条和依靠。这种以他物代替宗教的做法，既是当时改造国人精神世界的主流思想，同时也是进步知识分子对国人应选择何种信仰的共同认识，即不可以宗教作为国人的普遍信仰。这种共同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够进一步提出现代的信仰概念，但是提出了“当以何为国人信仰”这一潜在问题。 (二)“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现代信仰概念的确立 国教运动开启了国人对现代信仰的思考，这些思考一直延续到不久之后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提出了现代信仰的概念。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有关人生观的演讲，后来与朋友丁文江谈及此次演讲的内容时，双方发生了争论。不久，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批评张君劢的观点，从而拉开了这场论战的序幕。论战起初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与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的论战，“这一阶段的论战主要是柏格森派主观唯心主义与马赫派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论战”[8]。论战后期，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也加入了论战，论战的焦点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论辩。“科学与人生观”的这场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