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7)05-0010-05 文学是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形象是文学的特征，这是建国初文论界所持有的基本文学观念。一般将此称为形象特征论，并视其为不容置疑的定律，以此作为认识与理解文学的前提。到了1980年代，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一定律的合理性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他在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发表《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中较早提出“质疑文学形象特征论”的观点：“文学的特征不仅表现在文学的特殊形式上，而且首先是表现在文学的特殊对象、内容上。不把文学的对象、内容的特征弄清楚，要论证文学的形式特征就没有依据。‘文学用形象反映生活’这一类提法，只说明了文学的形式特征，没有说明文学的内容特征，所以仅仅用它来说明文学的根本特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1]接下来，他将这一仅重形式特征、而忽视内容特征的重大理论缺陷追溯到别林斯基那里，并将其归因于“别林斯基的失误”。作者试图揭示以往形象特征论中对文学的审美内容的忽视，所以他提出了“文学反映具有审美属性的生活”的命题，以此介入建国初的文论反思中。在经历文革十年浩劫极左思潮统治之后，诸如此类的质疑与反思是非常重要的，的确能够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不过，在新时期诸多观念的“此起彼伏”中，形象特征论的探讨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而现有的思考又尚未能很好地揭示形象特征论的内在生成理路以及它如何最终与意识形态联姻促成形象的政治化。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文论建设而言意义很大。因为，从目前国内文论教材而言，文学形象层仍旧构成了作品文本三层次之一(此外有语言层、意蕴层)。而形象政治化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鉴于此，想通过建国初形象特征论的再反思，以期找寻其政治化的内在生成理路。在我看来，可用“一点二论”说来描述。“一点”即“形象是人生的图画”，这是建国初形象特征论的核心基点。其中“图画”暗示了形象的方式手段，即文学中的“图画”是借助语言建构而成的。而“人生”二字则点明了形象的目的。因此，形象由语言建构而成、形象是反映社会生活，这“二论”又进一步补充说明了“形象是人生的图画”。而这亦是建国初形象特征论的大体概貌。而且，通过“一点二论”说的描述可看出建国初形象特征论如何对文学形象进行政治化的理论导向。 将形象理解为人生的图画，其实是从形象的构形特点来探索文学形象的特征。其中涉及的问题是形象由什么构形，并具有何种特点。在别林斯基、高尔基等将形象视为特征的理论中，他们都倾向于将形象视为人的形象，尤其是高尔基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更是将形象中的人提至文学的重点对象。而季摩菲耶夫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形象是人生的图画”[2]27的观点。他在《文学原理》一书中给形象所下的定义是：“形象是具体的，同时也是综合的人生图画，借助虚构而创造出来，并且具有美学的意义。”[2]27后经翻译介绍，他的“人生的图画”说成为了建国初中国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形象及其特征的主要认识与理解之一。比如巴人说：“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性是生活本身形式的再现，是在作品的完整的艺术构成中，具体地、图画一般地刻划出来的生活面貌。而‘文学形象’或‘艺术形象’，一般是指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3]285刘衍文说：“文学的形象乃是具体的、感性的、综合的人生图画。”[4]23霍松林提出，形象包括多种含义，其中主要有语言的形象，人物形象，而“真正决定文学特性的形象是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即指通过形象思维的过程，从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中描绘出来的具有美学意义的完整的生活图画”[5]6。此外，蒋孔阳、李树谦等人都有相关论述。 “人生的图画”说，意即形象所展现所勾画的是人及人的生活。这也就是说形象是由人及人的生活构形而成。而实际上艺术中的形象也不仅仅描写人、人的生活，还包括描写了人之外的事物，如山水诗、花鸟画等艺术中的形象。对于此种疑惑，建国初期的文论家作出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之外的事物都与人发生着联系，所以它们也都是构成人生的一部分，而可将其纳入人的整体生活之中。而人的整体生活，是文学的特殊研究对象。除了文学之外，如科学也会研究人，但除文学之外的学科并非将人的整体生活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所以研究人生，并且“图画”人生，这就是文学的特征、文学的形象。那么，当将形象说成为“人生的图画”，形象由人及人的生活构形而成，那么，这种形象具有怎样的构形特征呢？其实从文论家的描述中可见，形象既然是人生的图画，它就应具备人生图画的构形特征。一方面，形象是具体的、感性的。如冉欲达说：“文学形象首先是具体的、感性的生活图画。”[6]43蒋孔阳也说：“文学艺术则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并且能够唤起美感的形式，来反映现实。”[7]15可以说，建国初的文论家们都会用具体的、感性的来描述形象的特点。不过，他们虽然提及到具体的、感性的特点，但往往会对形象的具体的或者感性的特点进行特别解说。如刘衍文说：“应该指出：形象并不是具体，虽然，形象的东西一定是具体的东西，但具体的东西却不一定是形象的东西。”[4]33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他看来，具体的事物假若仅仅停留于直觉和印象之上，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不能构成感性的、综合的人生图画，那么这种具体事物就不是形象。巴人也说：“形象必须借具体的描写而显现，但不是一切具体的描写就能称为‘艺术的形象’。”[3]292他认为，只有发现了现实的本质，用‘对象化”的手法，按照现实的生动的面貌进行的描写才能获取艺术的形象。通过前面的分析，可见，具体与感性虽然是建国初文论家们在阐述文学形象特征的关键性词语，但是在他们那里，“具体的”、“感性的”只是形象在方法或者对象上所呈现的特点，而且务必要与必然的内在关联、现实本质等理性因素紧密相关联。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们在论述形象特征时，尤为注重对第二方面的形象特征的阐发，即更为强调形象是综合的、完整的或者说是图画般的。 通过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将形象描述为“人生的图画”，看似既重视形象的具体感性特征，又强调形象的综合完整等特征。但实际上，对于前者，只是就文学与科学的区分上而使用的。而对具体的、感性的特性则很少深入揭示。不惟如此，对其还有诸多的限定，唯恐形象偏离理性的轨道，而反复强调它要反映必然性、本质等。而关于后者，也总是试图使其统一与综合到现实本质、真理等理性因素上来，因而强调主题思想、结构安排、情节设计等的重要性。其实，这些特征的揭示，是根据将形象定位为“人生的图画”派生出来的。而“人生的图画”从其构词的结构上看，除去修饰语“人生的”，其主干则为形象是图画。而图画，一则意味着再现，二则意味着勾勒。再现，即指的是对人及其生活的形象再现。勾勒则指的是对人及其生活的大致描绘。这其实在季摩菲耶夫提出“人生的图画”观念时就表明了此点。他认为，形象是人生的图画意味着“描绘对于某种生活具有代表性的人生行为和经验，借以评价这种生活”[2]27。所以，既要通过形象来再现，又要借助形象来大致勾勒出人的生活图景，这势必导向强调突出人的主要生活。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分析，认为阶级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关系与主要矛盾。所以，突出人的主要生活，也即是凸显人的阶级生活。也正基于此种认识，所以建国初文论界一直将人的阶级生活作为现实生活的本质，认为“图画”人生也就是要将人的阶级生活勾勒出来。而只有这样才抓住了本质、抓住了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