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似乎令人费解，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但以往对苦难主题的表现，都不如当今中国文学的苦难主题蕴含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折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根本困境。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最终结果如何？探究这些问题，我相信能够触摸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触摸到文学最坚硬的那些环节。 一、苦难主题及其在文本叙事中的展开方式 2000年第二期的《花城》杂志登载了荆歌的中篇小说《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该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们进行夸张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进述一个普通女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就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 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于1999年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 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 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社会底层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苦难”呢？这些“苦难”在小说叙事中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先来看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计帜英作为一个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痴呆的哥哥，作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历经多次人流，等等，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普通女工的苦难史。但人物并不意识到苦难，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化的生活，都被叙述人作为背景式的历史加以叙述。实际上，青春年华的平静和美好是被爱欲打破的。是主体的选择和爱欲的“谬误”引发了随后的生活变故。爱欲成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却是自觉沉醉于其中，爱欲与个性的合谋造就了苦难。 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分了欲望的冒险英雄。象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样，计帜英有着明显的性欲化标志：她长得白晰，惊人的白晰。一白遮千丑，在所有传统审美趣味范围内，“白”构成女人首要的审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对象的显著标识。计帜英被设定为这样的角色，她的成长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为另一种性欲化的标识，计帜英的同伴姐妹张妍则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对象。小说再三写到她出众的胸脯，她们躲在被窝里互相抚摸的准同性恋举动，关于处女的猜疑，关于张妍与车间主任偷情的推测，等等。所有这些构成计帜英（与张妍）青春年华的主导内容。随后“姐夫”与马科分别出现，前者使性欲史变得暧昧，而后者则使之变得冒险刺激。这也许就是荆歌的小说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转折，错位或者断裂。马科就是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轻而易举就把计帜英的暧昧的情爱史变成性欲的冒险史。马科从一名商人变成了杀人犯，杀人犯的身份远没有性欲冒险者角色重要，从新疆潜回计帜英家的马科，以一个逃犯的角色从事欲望化英雄的事业，他给计帜英的印象是“异样的感觉”，“既让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后给计帜英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贫病交加的物质生活，而是与性有关的交易。马科以五千元的价格，把计帜英出卖给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读解为是精神破灭导致的后果，但在小说叙事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依然是关于性的活动。作为一段“性史”，它在叙事层面上也就相当完满了。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