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6)01-0097-07 一、超越方法论文本主义 叙事学的历史以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急剧转向为特征——从寻找普遍的叙事性模式，转向从世界制造(world-making)的视角批判性地关注特定文本。这一情况为人所熟知，并且当我们言及这一转向时，一般都将其描述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从形式主义到以语境和文化为导向、并关注具体叙述事例的研究途径的转向。这一转向理由充分。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众多基本的叙事性和叙述结构原则模式的存在，已经不仅令人困惑，而且也完全适得其反，并且证明了叙事学所具过度科学抱负的不当——对图表和专业术语的信赖是武断的，它无助于建构范式。更为问题重重的是，就文学研究的英美传统而言，尝试建立一个普遍模式愈发显得从根本上就受到了误导。一方面，根据后殖民主义对全球差异的反思，它声称的“普遍性”(罗兰·巴特在1968年著名的文章中将其夸大化，而这样做的理论家绝对不止巴特一人)，以及它对文化特异性的缺乏兴趣，看起来有些落伍。①另一方面，叙事的概括方法未能区别对待复杂文本和不复杂的文本，与此相关，它也没有给智力参与特定故事的批评潜能留下空间，而这一参与长期以来被视为作为人文承担的文学研究的核心。 毫无疑问，从普遍意义上的叙事学到对特定叙事的批判性研究，这一视野转变的结果收益甚多。这不仅让我们看到，某些作家讲故事的方式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其讲故事的过程中，他们也左右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然而，在这一朝向批判叙事研究的转向中也所失颇多。事实上，意愿——把研究客体视为超出单一文本或单一作品整体的意愿，对于各种形式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更偏重内容的、形式主义意味更少的叙事学转向将大受欢迎，而这一转向所需付出的，是朝向我所声称的方法论文本主义传统的回归。我想要借此表达的是无可争议的信念——研究的单元是单个文本，因为人们确信，就文本意义的批判性挖掘而言，单个文本即便不是唯一的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即便注意力已经转移至语言之外的其他媒介——视频、漫画小说、电脑游戏的叙述，适当的分析单元是不连续的文化制品的信念已经被证明是极为坚定的。 虽然诸多情况已经改变，对这一“方法论文本主义”的坚持证明了丽塔·福克西(Rita Folksy)在其《文学的用途》(Uses of Literature，2008)中所持的下述观点——文学研究者对接受新的阐释框架尤为开明，却对反思他们的方法和研究“设计”不太热心。就像近几期《叙事》(Narrative)杂志的调查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不同于对普遍问题的理论归纳)以X在Y当中的形式出现，X代表着一个主题或叙事特征，而Y代表着特定的艺术家或者是特定的小说或电影。一个世纪的批评转向之后，看起来在基本的“作者与作品”这个范式中唯一改变的是，作品或许也在语言之外的另一种媒介中，并且，作者也已经变成了一名女性，而且并不被认为是欧美人。 因此，叙事学研究有必要超越方法论文本主义。藉此，我们可以重新介入结构主义叙事学——通过考虑将一系列故事，而非单纯将某一特殊的、个别的文本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样，就可以避免倒退至被误导的普适主义。② 二、故事的社会生命 接下来，我将以故事的“社会生命”为研究内容，而非它们作为躺在书架上的自主手工制品的组成结构。这一术语既应和了阿帕杜莱(Appadurai)的“事物的社会生命”，也应和了索绪尔(Saussure)研究“社会符号生命”(‘la vie des signes dans la société)的最初呼吁。只有紧紧围绕“故事的社会生命”，我们才能使对于叙事的研究超越目前的局限，并在它活跃于不同的媒介、体裁和时间的时候牢牢地把握它更为宽泛的社会角色。 新兴的对“跨媒介叙事”的兴趣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它在叙事内容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的道路上打开了视野，并且在此过程中，诸多行动者(包括爱好者们)参与到了对特定故事的详述和挪用中来。然而，具体针对某种“关联”(比如，以某种基于假想的在印刷、视像与社会媒介间的交互作用而设计新产品的方式)而言，跨媒介叙事的概念已经基本上被限制性地应用到了当代“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成果中。③相比之下，由于故事在不断改变的物质环境中所赖以生产、传播、改变、再生产、转换和目标重设的某种长期活力，使得“故事的社会生命”这一术语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 我所提出的对故事的社会生命的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更广泛的转向相契合。这一转向从基于产品的模式转为基于过程的模式。它可被视为与“流动的”现代性当中不稳定因素理智地进行妥协的一种尝试。[1]它暗示了一种通向文化的具有活力的方式，不再以孤立的艺术制品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正在进行的意义生产和妥协的方式并通过人们的介入来产生影响。在此过程中，人们既是故事的生产者，也是使用者。它因此提供了一个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相角力的起点，他在一个“流动性研究”的宣示中，雄辩地表明“通过这个躁动不安的过程，文本、图像、艺术品和观念在永不停歇的、资源丰富的文化工作里被转移、伪装、翻译、改造、适应并重新想象”。[2]更为根本的是，它让我们牢牢把握文化记忆和文化进化的动态；以及当故事在媒介、代际和文化之间“跨越”并受到改变但同时也得以保存这一事实。[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