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将这一“颠倒”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的文学革命：哥白尼用太阳中心说代替了地中心说，此说一出就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白话正统代替了古文正统，就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从‘正宗’变成了‘谬种’，从‘宇宙古今之至美’变成了‘妖魔’‘妖孽’，这是我们的‘哥白尼革命’。” 十分显然，胡适根据自己认定的文学本质观（表情达意，通俗易懂）和进化观（历史是朝向本质目标的运动）重新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叙述，这一叙述将一种“主张”（文学本质观和进化观）叙述成了“事实”，反过来“事实”成了“主张”的正当性论证。 由于将文学的历史理解成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的历史，所以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便归结为文学工具的革命了。同样，在胡适那里，这一“逻辑”也是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叙述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志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更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49页。）（注：胡适 ：《逼上梁山》，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00页。） 胡适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乃是这一觉悟的自觉践行，亦即将文学革命的自然趋势变成自觉行为。不过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自觉行为”是顺应“自然趋势”的行为，因而是合理的行为。于是胡适说：“新文学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继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注：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75 页。） 为了进一步论证以白话为文学写作工具之文学革命的正当性，胡适还仔细考察了20世纪头二十年古文范围内革新失败的原因。以此指出古文革新之不可跨越的工具性限度。 胡适说古文在20世纪初因“时势的逼迫，也不能翻个新花样了”。在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胡适将这二十年古文向“应用”方向变化的历史分为四大阶段： （一）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 （二）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文章。 （三）章炳麟的述学文章。 （四）章士钊一派的政治文章。 经胡适的分析，这四派的古文新变都不成功。其关键在于“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以为宇宙古今之至美，无可以易吾文者’”。“他们都不肯从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种奢侈品，只配做一种装饰品，却不配做应用的工具。”（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39页。）（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95页。）换句话说，古文新变的目的是使古文有用于世事人生，但古文的有用性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古文新变的目的无法真正达到。对这种“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胡适作了如下概括性的分析： 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个及身而绝，没有传人。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在当日虽然勉强供应了一时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便是这一派的最高作品，但在适用一方面他们都大失败了。失败之后，他们便成了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文章，应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要算很大了，但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厌。章士钊一派是从严复、章炳麟两派变化出来的，他们注重论理，注重文法，既能谨严，又颇能委婉，颇可以补救梁派的缺点。甲寅派的政论文在民国初年几乎成一个重要文派。但这一派的文字，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实用的方面，仍旧不能不归于失败。因此，这一派的健将，如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后来也都成了白话散文的作者。（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95—96页。） “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作为古文应时适变的最后努力失败了。胡适认为这一失败的意义重大，因为它打消了人们对文言的最后幻想，它证明了这样一个决断的正当性：必须彻底抛弃文言，以白话代文言，才能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有效的工具。 在今天看来，胡适有关以白话为工具的合法性证明显然是大成问题的。这一证明之成问题，关键在于它的前提假定十分可疑。假定一：一切文字都是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表情的有效性以大众口头交流为准。假定二：文字是文学的工具，文学是对文字工具性的充分使用，因此，能充分表情达意又能在大众口头交流范围内有效的文字就是文学。依上述假定断言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言文学是假文学和死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是真文学和活文学。假定三：文学史的内在目标是文学本质的表现，因此中国文学史的终极目的是白话文学。这一假定并以西方文学史从拉丁语言文学走向民族语言文学为旁证。据此假定，胡适将中国文学叙述成向白话文学进化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胡适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是一种“事实性叙述”，实质上却是一种前设性的“虚构叙述”。对胡适有关以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正当性论证而言，这种表面上的事实性叙述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叙述的“事实”反过来证明了内在“假定”的真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