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01-0070-06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但更能体现人之本质的生活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心态、道德状况、文化生活、意识形态和精神追求等。精神生活能为人之存在注入意义感和归属感，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的……占有”[1](p.303)的实践活动。精神生活不仅直接体现着社会的文化自觉和精神成熟程度，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的认识水平和理解深度。一般而言，人们为满足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活动是动态平衡的，致力于追求超越物质生活的生命意义和自由自觉活动的精神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攻坚期的到来，精神生活在物的围困和多样价值的挑战下出现了一些问题，并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当前社会精神生活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何应对和解决？这既是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也是生命问题和灵魂问题，值得认真探究和慎重对待。 一、当前社会精神生活问题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我国社会呈现出改革创新、开放包容、科学民主、奋发向上、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文化生活也多姿多彩。然而，在现代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和多样化价值观的影响下，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生存焦虑凸显、价值观冲突加剧、社会心态失衡、精神追求缺乏超越性、理想信念淡化等问题。 (一)生存焦虑凸显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p.261)的确，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干净的水源、安宁的空间是人们肉体生命存在的必要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人们生命安全感、情绪愉悦感和深层意义感的基础因素。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风暴、泥石流等和常见的雾霾、水污染、酸雨、温室效应等自然环境的变化，会破坏人们生存的基本自然条件，威胁人们的生态家园和生命安全。当然，与偶发性和特定性较强的自然灾害相比，日常性和普遍性较强的环境污染所引发的担忧、不安、紧张、恐惧等生存焦虑正日益凸显。 安全宁静感缺乏、弥漫散的恐慌情绪和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等是生存焦虑凸显的主要表现。安全宁静和终极归依感本是“寂兮廖兮”的自然给人类最神圣的礼物，辽阔的草原、寂寥的高山、无边无际的大海、美丽富饶的土地，带给人宁静，也带给人蓬勃生机和活力。然而，草原退化、水源污染、土地荒漠化、雾霾深重的现实环境问题及其引发的咳嗽、呼吸困难甚至是器质性病变破坏了这种宁静安全的感觉，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引发个体日益加重的自然疏离感与前所未有的不安和焦虑。而当具有同样焦虑情绪的不同个体进行社会交往时，情绪传递与情绪感染会使恐慌和焦虑不断扩散，成为一种弥漫散在、不断强化的社会情绪。当前，类似于宁波镇海事件、浙江余杭事件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渐次多发，人民群众对垃圾焚烧项目和PX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可控的)的过度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与紧张。 (二)价值观冲突加剧 价值观的剧烈动荡和价值观冲突是当代中国人遭遇的主要精神痛苦和精神问题之一。处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中国，多样价值观并存，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消费主义等纷纷以自己的评价原则和标准告诉人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应当、什么不应当，让人们的心灵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纠结、物质与精神的推拉、高尚与庸俗的对决、坚守与逐众的抉择，陷于价值观冲突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价值观冲突本质上是主体的价值认识处于难以整合的多元离散状态，并因此在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追求、价值行动上陷入疑虑、困惑或混乱等矛盾状态之中。日常生活中关于“扶不扶”、“帮不帮”、“救不救”、“找不找关系”的讨论与踌躇，就反映了人们在价值评判和价值选择上的冲突与矛盾。事实上，人们的价值观冲突不仅体现在实际冲突本身，而且也体现在躲避崇高、价值悬置、价值虚无等对价值观冲突的回避和逃离上。其中，躲避崇高是一种知行冲突，反映的是人们内心追求崇高，但却不愿意实施崇高行动时的内心冲突；价值悬置是一种认知冲突，反映的是人们在面对多样价值时不知何者最优，无所适从，进而甘愿悬置价值、放弃思考、随波逐流；价值虚无是一种从根本上否认价值意义、放弃价值评价、面对价值冲突失去选择能力的极端选择。这时，伦理道德的退隐虽然可使一切丧失道德底线的行为，如毒奶粉、假药品、贪污腐败、见死不救等获得合理性辩护，个体得以摆脱价值冲突和价值抉择的痛苦，但却使其精神生活失去意义和色彩，陷于精神荒漠之中。 (三)社会心态失衡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心态失衡显现。首先，不确定感和浮躁心理增加。现代生活场景的快速转换，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等多重现实问题，使人们原本笃信的价值系统受到质疑，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惶恐大大增加，莫名的压抑、不安、烦躁、不信任等社会心态在不经意间弥漫扩散。其次，不公平感和疲惫懈怠滋生。在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当代社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们因为分工不同而占有不同资源，拥有不同水平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使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体容易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再者，群际心理对立。由于社会结构变化而形成的市民、农民，官员、民众，富人、穷人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群际认知偏差、群际情感疏离、群际言行冲突等心理对立现象。[3]这种群际心理对立不仅以仇官仇富等群际怨恨和群际仇视的内隐心理方式呈现，还可能通过“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言语攻击和类似于瓮安事件、池州事件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等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