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60/b.cnki.sam.201502010 一、含混的媒介 从人文科学的角度讲，我们与世界打交道，就是在与媒介打交道。媒介无处不在，像空气、阳光和雨露，构成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现实，我们须臾不能离开。我们带着媒介的镣铐，在这个世界上跳舞，并走完自己的一生。人类借助媒介成其所是，描画刻写自己的历史，拓开自己的未来。我在这里写这篇符号媒介论，即是在操作媒介，表达意义，亦如我表达意义运用其他媒介一样。但媒介往往又是透明的，我们浸泡其中，却未必知觉、未必自知，除非我们反思地把握它。犹如此刻，倘若不反思，我只是习以为常地写作。尽管我还在一种多媒介的处境中，主导性地运作一种媒介：古典音乐的悠扬舒缓，让我沉静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先锋画册翻开在我眼前，提醒我媒介问题并不简单；一大堆关于符号、媒介的书籍簇拥着我；QQ头像不停在电脑屏幕下方闪烁，手机微信时不时滴答几声，只是此刻我都无心搭理，因为我在运用文字媒介写作符号媒介论。 可以肯定的是，媒介比文字的产生要早，它甚至比人类的诞生还要早，类人猿运用媒介与世界打交道已被科学证实(毕东海，1979)。遍及世界五大洲，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岩画(Petroglyph)，据说已有四万年的历史。可是，媒介涌现为一个问题，成为一门学科，被专门研究，却是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事情。20世纪以前，无论中西方，“媒介”都不具今日传播学的意义。在古汉语中，“媒介”作为一个词，最早指说合婚姻的人，《左传·桓公三年》有：“会于嬴，成昏于齐也。”晋杜预注：“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后逐渐演变为泛指使双方联系起来的行为，或使两方联系起来的人。唐韩愈《雨中寄刑部几道联句》：“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宋王十朋《代曾尉上陈安抚》：“太山北斗，十年怀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睹。实自夤缘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有时也指使双方联系起来的事物。清邓显鹤《赠给谏温先生》：“十四字为媒介耳。”在西方，古拉丁文“medium”指的是某种中间的实体或状态。12世纪以后，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然而，直到1960年代，‘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用于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延森，2014，pp.59—60)“媒介”的大众传播学意义才日益凸显出来。 “媒介”出现在大众传播时代这一特殊背景，左右了对于“媒介”的理解和阐释。它一开始就被纳入了大众传播学的视域，先天性地带上了这一学科的颜色和话语规则。也许是由于在大众传播学的鼻祖马歇尔·麦克卢汉那里，媒介无所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广义到无边无际，后来关于媒介的解释，边界模糊，歧义迭出。中国的传播学跟着西方走，接着西方说，情形也不出左右。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的媒介说，可谓媒介含混的代表。但这并不抹杀他站在实用主义立场对“媒介融合”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在我看来，延森用多个“三元”建筑起自己的媒介大厦。三角的稳定效应，使延森的“媒介融合”理论显得似乎十分牢固。第一个三元，延森回答了媒介是什么：“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它们以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方式表达关于现实的表征和洞见。媒介是传播的渠道——它们不仅让传播者接触信息，而且能够彼此交流。同时，媒介还是行为的方式——无论是在开始或是结束阶段，传播都具有施为性。”(2014，p.43)在这里，媒介是信息、传播和行为三者合一。“媒介同时是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modal forms)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成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2014，p.43)，这样，物质、形式和制度的统一又构成延森媒介的第二个三元。这个三元，让延森的媒介变得可控制：用户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物质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来去自如；小说、广播剧、音乐电视、虚拟世界等都欢迎我们以基于历史与文化的特定方式对其展开诠释；书写、印刷和电子媒介分别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并使帝国和民族—国家得以延续，催生媒介史的多次转型。(延森，2014，pp.61—62) 媒介史的三次转型，启发了延森的另一个媒介三元，即媒介的三个维度。“人的身体，它是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得以实现的物质平台；大众传播的技术性生产手段，它以模拟信号传输为特征；数字技术，它催生了一对一、一对多以及多对多的网络化交流。”(2014，p.62)媒介并非是替代性的，还在麦克卢汉那里，新媒介的诞生就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消亡。新旧媒介的并存关系，使延森的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三重维度融合理论成为可能。延森媒介理论远不止这三个三元，比如在谈到媒介意涵的时候，他又将此分为“话语、体裁与形式”三元。“三”据说是世界上生发性很强的数字之一，在老子那里就有“三生万物”之说。当“三”元不断变化，组合成各种繁复的关系时，情形更为复杂。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符号学的先驱，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他的基于三元建构的符号学理论，至今还释放出远未穷尽的阐释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