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尴尬的闲适 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大半个世纪中，尽管命运多舛，始终与苦难、焦灼和理想的破灭相伴随，但同时也充满着激情、希望，具有令人景慕的创造力。 然而，8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曾经激发人文知识分子神圣热情的阻遏社会进步的政治因素（如民族危机感、“四人帮”文化专制等）正在逐步退隐，商品规律则在向每一个领域渗透和扩张，商品意识在取代启蒙意识成为社会的主要话语，历来以时代代言人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却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感在86-89年就显露无遗。今天，我们仍然会对那几个年头知识界、文化界剧烈的骚动不宁记忆犹新：一方面，经商致富在知识界也同其它领域一样不断升温；另一方面，明显带有情绪化的文化批判愈演愈炽。商业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并置，表明了知识界的心理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维护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权和设计权的愿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更加强烈；这种愿望的最终不可能实现反过来确证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商品规律的统摄。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进入90年代，在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过程中，这种趋向日益被强化。 而80年代中期以后，大规模输入西方“后现代”理论则为商品化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证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内容驳杂，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堪称博大精深。但迄今为止，中国知识界对后现代理论的阐发，仍着眼于商品观念、消费意识、通俗文艺的兴起等新的文化现象的分析上。 无论是当代现实文化图景，还是经过中国知识界阐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都在宣谕同一个新现实，恰如郑敏先生所说： “我们被告知，火车已到了‘后现代’一站”。……“后现代的特点是唯科技、唯财富、唯效率、唯享受。最终一‘唯’，是最终的目的……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大陆的人们已经有了不含糊的认识，也是后现代意识的觉醒。一个年轻人会高傲地告诉你人生是享受，至富者是俊杰，清寒是耻辱无能，一位中年人会委婉地宣传下海的重大意认，一位老年人会容忍地承认这是时代精神。”① 历史转型毋容置疑。知识分子作为真理和正义化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大事件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这一认识。于是，失落的情绪笼罩着90年代的知识界和文化界，讲究“闲适”、“淡泊”在文化人中成为时尚。 文化人一反过去积极参予社会的姿态，开始闲适的选择，从他们以前不屑或无暇顾及的日常琐事中寻找着生活情趣：饮食、起居、花鸟、虫蛇、烟酒、茶点、童年回忆、故乡山水……生活中一些不被他们经意的物象、情愫，都被轻轻勾起，化为文字。心境是宁静淡泊，姿态是潇洒轻松，叙述是娓娓道来。这类闲适小品一时间遍及各家报纸、杂志，成风靡之势。周作人、林语堂以及20-30年代闲适小品被各家争相出版，重复率之高，发行量之大，达到惊人的程度。谈禅、谈道、谈老庄、谈棋艺成为文化人的时髦。诠释《周易》的书籍五花八门。据粗略统计就有《周易全解》、《易经入门》、《白话易经》、《易经探微》、《易经入门》、《周易秘》、《易经新解》、《大易探微》、《周易妙语选》等10余种之多。 一些文化人竟相以“出世”、“无为”相标榜。贾平凹将他近几年的一些作品集结为《太白》，佛理禅机氤氲其间，作家自言是在由“浮躁”转向“澄明之境”。 王蒙说：“对于我影响至深的一句话只有两个字：‘无为’。无为是一种境界，无为是一种自卫，无为是一种信心，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业，对历史。无为是一种哲人的喜悦。无为是对于主动的一种保持。无为是一种豁达的耐性。无为是一种聪明。无为也是一种风格呢。”② 与新时期知识分子崇尚理性精神构成鲜明对照，90年代初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文化界十分盛行，顾城之死在一些顾城身前诗友们的笔下被解释为定数，所谓“斧头情结”、“凶宅凶年死鹰凶兆”。关于王朔成名，一位记者这样报道： 对于王朔的今天，其实沈旭佳（王朔夫人）早就知道，如果她信命的话，记得几年前……上海滩最最著名的“神仙”（给沈旭佳）整个算了一个通宵……后来，沈旭佳说，别的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记得“神仙”说：“你丈夫36岁将大红大紫。”③ 非理性主义也侵入文学中。 《废都》由“异事”、“异象”、“异歌”组织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张炜的《九月寓言》描绘了许多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如鬼魂对话、路遇黑煞、喝毒药却治好疾病等。作者宣称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神秘”。④ 闲适热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反映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中心走向边缘的尴尬心态。 二、人“市”：王朔现象的文化意义 但是，通过内省、通过寻求超脱保持个性仅仅是一种愿望，它也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所谓“出世”、“独善”，永远是一种手段，一种无奈之举，“入世”才是目的，才是最终的追求。所以，90年代的文化界始终并置着两种声音，一种是讲究闲适超脱，一种是号召与市民阶层为伍。这两种声音看似截然对立，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都共同地认为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是虚幻和自扰的，现在必须把自我从太苦、太累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两者的不同只是避免自扰的策略，前者是通过“独善”、通过心境澄明、安身立命、无为避免“自扰”；后者则是通过民族代言人使自我到成为平民的一员来避免“自扰”，前者多少隐含着与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语境保持距离，后者则是认同。“王朔热”集中表现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王朔一开始便以底层市民阶层的代表出现在文坛。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总是喜好显示文化人的品性，王朔则宣称自己是“俗人”。不同于90年代盛行的追求出世的闲适热，王朔则反复言说入世的“潇洒”；这时期文化人“闲适”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愤世疾俗的情绪，王朔则对这种情绪嗤之以鼻。他把人生的目的归纳为“找乐儿”，把生存方式归结为自己照顾好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