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667（2000）01—0034—05 当前，后殖民主义理论流行于全球，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民族文学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文学本身和文化的现实问题，要求理论作出解答。这两者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以为在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内在规律性联系，如果我们能探求到其中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文学新的批评策略做更全面的了解。 本文力图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语境中，论述我们探讨当代民族文学时所面对的理论、现实等诸方面可影响到民族文学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思考民族文学批评的策略和思路。 一、理论及现实诸方面因素的展示 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最大的要算破除陈规，开启思路。使得当代中国原有的条件和传统生发出可以影响文学发展的作用，展示出别样的意义。 第一，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内容本身，更表现在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种种思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这样的作用。 后殖民理论在英语世界中专用于研究原先的殖民地或称“后殖民地”写作的批评话语，是一种向主流话语进行挑战的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启示最大的，是他们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即在对象化的关系中来谈论东方和西方问题。如在萨伊德“东方主义”理论中，无情地点破了“东方”被想象式地塑造为西方的“沉默他者”的现实，指出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和优越的心态恰恰来自东方或者说非西方的存在，这是一种对象性地考察自己和他者关系的学说和思路。 后殖民主义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在如何再现殖民地本土经验的问题上，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提出的非中心、分离性、边缘性的立场。以避免重蹈西方中心论和本质论的覆辙，这种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极、多样化的关注与敏感，给予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另一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对偏见的揭示，对现状的置疑。萨伊德理论的文化资源是阿拉伯和印度的殖民化经验，理论出发点是西方学术界叙述话语的经验，在西方，它是试图从殖民地本土经验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主张一种解构的立场，通过解读文本中模糊和含混不清的部分，来剖析、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揭露普遍性知识和“真理”所隐藏的西方的偏见。当然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和思路远不止于此，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我们还会涉及到。 少数民族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重新思考自己民族文学在文化视野中被定位的问题；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素材资源的问题；互相借鉴互相融合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大大拓宽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 第二，与后殖民主义思潮相关的全球化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逼迫。后殖民氛围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之上兴起的。一方面跨国资本在全球化中更加自如，带来了一个所谓“没有国界的世界”。虽然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依然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本运作逻辑，但全球化的结果是使这个中心已变得“多孔”，可以吸纳不同的声音，具有化解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会将现代化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处于边缘的非中心非主流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借以用来观照本民族文化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他们早已在某些方面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所以，他们必将面对一个两难处境：必须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性。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少数民族的人文知识分子也面对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家们必将以他们的艺术直觉感到矛盾乃至痛苦。 第三，人民性和民族性问题的交叉、转换。人民性问题是在当代文论中得到充分讨论并基本获得共识的概念。人民性术语在俄国作家批评家那里其实有民族性的意思。吴元迈在论文《略论文艺的人民性》中曾考察过这种情形：早的不说，仅在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那里，人民性基本上还是民族性的意思，包括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精神。到了别林斯基，他对人民性概念的理解有了发展和变化。19世纪30年代，他也把人民性看作文艺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性的表现。40年代，他意识到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区别。认为“民族性”比“人民性”更宽泛。并且主张区分“艺术的民族性”和“艺术的人民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PP.296～303）从以上对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概念的追述，可见出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互相有交叉，有渗透，人民性并未排除民族性，而民族性中也有人民性。两者是互为包含的。当我们的社会和理论更多关注文学与社会，更多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问题时，文艺的人民性就显露出来，当不同文化的冲突问题突出时，文艺的民族性就显露出来。 冷战结束之后，“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历史客体，而象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和塑造历史的力量”[2]（p.212），与之相应，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目前社会冲突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亨廷顿提出世界的冲突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这种地缘政治学的思想观念虽与当代中国民族文学问题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开启了一部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路，使他们开始关注文艺民族性问题，尤其是在保持和尊重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民族自我意识，更加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注意本民族文明方式在多民族中的地位，注重从民族的角度思考当代问题。例如鄂温克族小说家乌热尔图，较多地涉猎黑人文学、印地安人文学，理解那些处于他人文化中心所观照的“他者”地位，他也涉猎人类文化学著作，关注从欧洲文化中心观点出发随意阐释他民族文化、在事实上盗走他人素材和声音的现象。在他的文章中，抨击这种对他民族自我阐释权的无视和剥夺，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文化中心”、“白人文化中心”对印第安的土著文化、对黑人文化的肆意阐释和剥夺。他的论述落脚在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而潜在的话语也是清晰的：反对生硬地用其他文化来阐释本民族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历史与传说。他的民族自我保护意识是很自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