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以西方美学的引进为知识学契机。诸如知、情、意三分的现代心智结构、审美的独立、情欲的本体价值、优美崇高诸范畴等，或直接由留学生取经自西洋大学，或经传教士及日人译介中转舶来。论及中国现代美学的建立，这些资源中没有什么比康德关于鉴赏判断的第一契机更加重要。康德称趣味判断是“无任何利害关系”的一种“静观”①。“无利害的静观”或“审美无功利”，是现代美学的第一块基石，也是中国现代美学及文论得以建立的核心理论依据。十分有趣的是，民国时期对“无利害”或“无功利”(“disinterested”或“disinterestedness”)更加流行的译法，是“无所为而为”。如吴宓、张荫麟、朱光潜等学者，普遍这样使用。其中朱光潜以“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来对译康德的“无利害的静观”。这一处小小的翻译问题，提示我们儒家心性之学对接西方美学，进而生成中国现代美学的学术演变史：“无所为而为”，从古代道德动机论流变为现代文艺审美论的核心范畴。对此说渊源进行回溯，将使我们对中国现代美学的本土学术谱系发生更加深刻的理解，最终抓住其思想核心——审美功利主义。 一、“无所为而为”与道德纯粹动机的修治 “无所为而为”命题的发明者，宋明儒普遍认为是南宋学者张栻。张栻在《孟子讲义序》中称：“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②他认为，“义利之辨”也即对动机的辨别，是儒学的入门要义；“无所为而然”，则是儒学对动机纯粹性的基本要求。何谓“无所为而然”?他进而称：“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此处，“无所为而然”出自天命、天性和天理，具有无可穷尽的教化功效，相反“有所为而然”则出自人的私欲。在史论《汉家杂伯》一节中，张栻使用了“无所为而为”：“学者要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王伯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无所为而为之；伯者则莫非有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③此处，张栻以“无所为而为”解王道，称其出于“天理之公”；“有所为而然”，则是霸道政治的标识，其动机出于“私利”。可见“无所为而为”作为纯粹动机的判定标志，是其据孟子而作的阐释。 有宋以来的儒家学者，但凡提到“无所为而为”，普遍以“张南轩曰”开头，或称此说由张栻发明。如朱熹再传弟子何基称：“夫子本言教化必自己出，语势不得不然，张子恐观者失圣人之旨，故发明无所为之说，以晓之。”④何基之友王柏称：“集注取张敬夫之说以明之然。无所为而为，有所为而为，善利之分，此自张宣。”⑤然而，先不讲该说更加古老的思想渊源，单从学术谱系上看，张栻的“无所为而为”，极有可能来自南宋学者胡寅。胡寅在《崇正辩》中称：“凡有所为而为善者，皆人欲之私，是利道也，异端邪说是也。无所为而为善者，乃天理之公，是本心也，孔孟之道是也。”⑥此处，“无所为而为善”出自天理之公，是孔孟之道；“有所为而为善”，为人欲之私和异端邪说，与张栻之说高度相似。《崇正辨》写于1134年，是时张栻年方一岁。张栻后来师从胡寅之弟胡宏，其“无所为而为”，可能是从湖湘学派的知识谱系而来。另外，比胡寅生卒更早的司马光，也在《右谏议大夫吕府君墓志铭》中，以“爱君忧民，发于诚心，无所为而为之”⑦来褒扬同僚。该文后被张栻之友吕祖谦收入《宋文鉴》中，故此影响线索也自然无法排除。 无论如何，张栻之后该说为儒家学者普遍重视，基本是“照着说”。重点不外乎强调动机的纯粹性源自天理天性，并体认为格除私利物欲的心性修治教义。朱熹再传弟子叶采称：“张南轩曰，无所为而为之者义也，有所为而为之者利也。愚谓义之于利，始于毫厘之差，实则霄壤之判。有心于计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为而为者也。”⑧真德秀称：“南轩先生又谓：‘无所为而为皆义也，有所为而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学者不可不知也。”⑨王守仁称：“足恭也者，有所为而为之者也；无所为而为之者，谓之谦谦。”⑩湛甘泉称：“最是有心者，有所为而为；无心者，无所为而为，公私义利之辨也。”(11)吕坤称：“无所为而为这五字，是圣学根源，学者入门念头，就要在这上做，今人说话，第二三句就落到有所为上来，只为毁誉利害心脱不去，开口就是如此。”(12)黄宗羲称：“仁义者，无所为而为之者也。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凡言功利者莫不出此二途，杨墨自其发源处。”(13)总之，“无所为而为”为南宋以来的士人普遍重视，具有与佛、墨等“异端”思想相区分的功能，甚至到“圣学根源”的地步，正是由于儒家认为道德行为应出自纯粹的动机；进而，动机的纯粹性所确保的道德行为，将构成政治事业的正义性前提。 仅就字面义分析，宋明儒那里的“无所为而为”，前后两个“为”字语义同一，当以“作为”解；同时又采取了先否定后肯定的语义结构，于是“无所为而为”直译为现代汉语即“无所作为地去作为”。如此一来，“无所为而为”似存语义矛盾，故而须加以深察。“无所为而为”，更加古老的思想和语义结构渊源，出自先秦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要理解该说，首先要理解“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而万物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王弼注“道常无为”为“顺自然也”；注“而无不为”为“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14)。“顺自然”，非今环保主义意义上的“顺应自然”，也即并非指当今与人相对立的“大自然”，而是“顺其自然”的意思；当然，“顺其自然”与“顺应自然”之间的联系，远比古今在“自然”一词上的词义差异更为重要：“顺其自然”就万物而言是任其自由发展，就人事而言是顺其“天性”，皆含敬畏自然、与天相合的意味。顺其天性、敬畏自然，绝非不作为，而是要自然而然地去作为；故王弼将“而无不为”解为“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也就是治人事、成万物仍需作为。“自然而然”的“作为”，与老子所说的“化而欲作”相反，后者指“逆其自然”的“作为”——牟宗三将之解为“私意私智之为”(15)，也即出于私利物欲、怀有个人目的的“作为”。这种作为与“天”(自然)对立而非合和。按牟氏之说，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是借“无为之为”来“镇”“化而欲作”，包含了动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