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4)11-0016-04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理论命题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中被广泛论及，但鲜有论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进行反思。许多研究在使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似乎只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语义之前加上一个简单的“现代”定语，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界定和使用，是值得商榷的。现代性问题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前沿性问题，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学术关注度的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众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去论述、探讨、鼓吹“现代性”，“现代性”问题俨然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乃至有学者概括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学”[1](P3)。 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热闹非凡，纷争激烈的学术探讨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似乎并不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问题似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影响至今的世界潮流；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趋势之一，也必然要经历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2](P458)拒绝、解构现代性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理论选择，批判、重建现代性才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概言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洗礼才能科学、合理地建构。但由于国情的特殊性等原因，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面临着许多理论困境和难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乃至长期反思的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面临的共生性困境 共生性(Connascence)，来源于拉丁文，意为“一起出生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面临的共生性困境指与现代性本身“共生”的困境。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解体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建构是同时进行的。在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过程是整个社会现代现象生发的一部分，是“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的一部分，[3](P3)它是伴随着“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而同时发生的。[4](P3)或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是现代现象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必然遭遇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通病”的困扰。这些“通病”所造就的困境，是现代性建构的共性问题，它或多或少地体现在现代性建构的每一个领域。 这些“通病”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因素带来的，这些固有因素一方面“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5](P28)，另一方面却备受批判乃至解构。学界一般认同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包含：市场经济，以及由市场经济形成的市民社会与消费社会结构；民族国家的兴起及军事体系的强化，以西方主义为底色的殖民化、世界历史以及进步强制等文化逻辑；以复杂繁琐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科层制度；以契约、法治为基础的理性化社会秩序；社会文化世俗化、大众文化的流行以及由大众文化商品化、标准化而产生的文化工业。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建构面临的共生性困境来源于上述现代性要素带给思想政治教育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当思想政治教育遭遇现代性，这些负面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在社会意识形态、思想道德等领域发生影响作用。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发达的现代工业技术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人与社会的隔离和个体的自我认同危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商品拜物教等价值观；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而产生的种族主义、大国至上主义、帝国主义、恐怖主义、核威慑等；以感性、表演与话语时代等为核心要素，以拒绝文化批判为重要特征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造就的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化；现代物化世界导致的精神缺失和失落，乃至“体系与生活世界的脱落”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6](P205)；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带来的个体生命体验的虚无主义感：焦虑、颓废、压抑、疲惫、郁闷、孤独、迷茫、荒诞、无望乃至绝望等等。 这些负面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和个体精神体验不仅是现代性建构本身所带来的副产品，也为多数现代性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所证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滚滚浪潮和中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上述社会意识特征已经初见端倪。因此，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发展必须“以东方智慧在文化领域发展新世纪社会文化良知”[7](P87)。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的现代性建构必须克服上述现代性精神症候，拾起被西方现代性曾丢失的“意义的世界”，捡起被遗忘的存在，构建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领域的和谐局面。当代中国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是克服上述现代性“痼疾”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所必须经历的阵痛。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必须经历对上述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洗礼，否则必然会导致新的价值失落与道德危机，重蹈西方道德发展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