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2003年的一宗知识产权纠纷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就是日本丰田汽车状告中国吉利公司商标侵权。一般而言，注册商标由“文字”和“图像”两种符号标示，丰田诉讼吉利的商标侵权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即认为吉利的“美日”车标和自己的“牛头”图像极其相似，并非“吉利”二字和“丰田”(TOYOTA)的文字标示不易区分。这一案例说明，语言(文字)是一种精准的命名符号，而用图像为事物命名却不尽如人意；尽管“文字商标”之“冒牌”也属于商业侵权，但是和我们将要讨论的“命名”问题无甚干系。我们的问题是：既然图像符号不能精准命名，商家为什么还要使用“图像商标”？《商标法》为什么还要赋予两种商标同等的法权呢？显然是为了商业信息的有效传播，即：相对“文字商标”的精准性而言，“图像商标”的优势在于“取悦于人”，通过“一目了然”诱使受众“一见倾心”。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将语言称之为“可名”符号，而将图像称之为“可悦”符号，二者在信息传播中各有所长，表现为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由此关注文学与图像的传播关系也是这样：前者作为语言艺术，借助“可悦”的图像符号可以赢得更加有效的传播。中国先秦神话传说和经史故事对于后世的影响，就和它们曾被镌刻在汉画像石上有着密切关系；曹植《洛神赋》的文学影响力，恐怕不能无视顾恺之、李公麟、仇英、文徵明等人对它的精彩图绘；唐宋诗词中的名篇佳句之所以家喻户晓，诗意画对它们的反复模仿功不可没；明代小说的繁荣，更是借助了“光芒万丈”的版画艺术①……至于现代影视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从而使鲜有人问津的“白纸黑字”瞬间变得洛阳纸贵，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并被许多写手趋之若鹜。尽管“文学图像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世人的忧心和诟病，但是，止于价值判断或谋求疗救良方并非学术之本职，关键还在于从学理层面分析“为什么”，即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传播力，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根本不同，以致出现了当代文艺受众从语言世界向图像世界的大迁徙。这就涉及语言和图像作为传播符号，在“命名”和“愉悦”方面为什么会有所不同，需要展开细致论证以厘清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可名与不可名 一旦“人们什么时候把名称分派给事物，就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②。也许正是由于索绪尔所说的这一原因，在人类语言学史的源头，无论是古希腊还是中国先秦，都可以发现“名实”关系的讨论，并且延续至今，成了语言理论的基本话题之一。从柏拉图的“名称”论到维特根斯坦的“命题”论，西方语言学一直都在反复追问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因为所谓“命名”，即“把名称分派给事物”，意味着我们对所命名的事物有所认知，并且，认知的精度决定了命名的精度；我们不可能对尚未认知的事物命名，也不可能将一个精准的命名赋予一个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事物。于是，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在何种意义上是“可名”或“不可名”的，也就成了语言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礼记·祭法》载“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说明关注名实关系在我国也由来已久。春秋末年至战国时代的“名实之辩”，便是这一问题在上古汉语史上的集中凸显。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提出了“正名”主张，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目的在匡正“名存实亡”和“名不副实”的混乱，恢复“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的周礼之序。尽管墨子等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应当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取实予名”，主张“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墨子·经说下》)，但是，在应当名实相符这一问题上和孔子无甚二致。由此，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也就提出“审其名实，慎其所谓”，主张审慎地考量名实关系，正确地使用前者称谓后者。具体说来，即：“‘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公孙龙子·名实论》)也就是说，只有精准而无歧义的命名，才能被他人应之并流行起来。毫无疑问，这些表达都属于最一般的名实观，具有普遍的语言学意义；其他相关论述，无论选择怎样的角度切入，承认“名”和“实”的相符和统一，当是所有语言问题立论的前提。道理很简单：语言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符号，“名副其实”是它的基本属性和理想表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无所不能，它也有不可言状之对象。这一问题在特立独行的道家那里受到突出强调，例如《老子》开篇就提出的“道说”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言说的“道”不是恒常之道，可以命名的“名”不是恒常之名；意谓恒常之道与恒常之名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语言只能抵达“非恒常”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可变的、经验的、感知所及的此岸世界。因为，“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道”乃万物之深藏，是万物之源而不是万物本身，是超验和虚无的本体而不是经验和实有的世界，所以也就不可道说、不可名，即所谓“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这样，老子就把“可名”与“不可名”分别派发给了“实有”和“虚无”——对象世界的“实”和“虚”决定了语言的“可名”与“不可名”③。由此推演，柏拉图的“理式”、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信仰体系中的“神”等，都是不可名状的，因为它们是超验的“虚体”。由此我们也可理解所有的宗教义理为什么不是由最高神在场言说，而是由它们的替身为之代言，就像《圣经》的直接布道者是耶稣而不是上帝，因为后者是隐身的虚体，也就不可能在场言说，当然也不可能被我们所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