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学科的符号学，已经走过半个世纪，并在高度符号化的今天，成为显学。但在笔者看来，其表面的热闹下面，潜藏着深层的危机。要摆脱这一危机，当务之急是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主体。换言之，为历史补上一课：建立主体符号学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关涉到这门学科的现在和未来。 建立主体符号学，首先遇到的困难是关于“主体”的辨析。“主体”一词，意义含混，中西各方，理解殊异。西方更强调心灵主体，华夏一脉则偏重认知与实践合一主体。在人类思想史上，主体之义太过丰富与复杂。从亚里士多德将主体视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①，经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到拉康、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主体经历了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进入当代，当批判和文化理论逐渐从“自我”这个词偏离出来，而用“主体”取而代之的时候②，主体早已不是所有知识的起源和形成知识的“本源的、先验的条件”的那个主体，也不仅是拉康、阿尔都塞们被“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建构的那个主体，它似乎漫漶成一条没有边际、漫无目的且不断流逝的大河，任何关于其独立、自足、统一的想法，都可能被置于可耻的谎言之下。显然，要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辨析清楚，委实不易。不过，笔者认为，可以给出一个最简最宽的定义：主体即人。个体、自我、身份、人格等等，均可视为主体同一家族的词汇，在特定语境中可以相互替用。 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③。主体符号学即是关于人与符号关系的学问，它大致有两个论述方向：(一)人在符号表意中的作用。考察人是如何作用于符号意指的，是怎样将意义植入符号，使符号成其所是的。(二)符号学观照下的人是怎样的，亦即运用符号学原理阐释作为符号动物的人。诚如诺伯特·威利对“符号自我”所作的“客我—主我—你”(me-I-you)三维构成及运动方式的剖析。在前一个论域里，人是作为符号主体被检查，可称之为“符号的主体学”；而后一个论域，则是关于人这个主体的符号学研究，可名之为“主体的符号学”。因此，主体符号学，既是关于“符号的主体学”，又是关于“主体的符号学”。完整的主体符号学，只有在这两个维度上才能建立。如果按照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即符形学、符义学、符用学④，那么，第一个论述方向，讨论人在符号内部结构中的位置及运动方式，更偏重“符义学”；第二个论述方向，则更多落入“符用学”的范围，重心在解析作为社会文化符号的人。当然，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仅有第一个论域，即“符号的主体学”才有资格成为“主体符号学”，这与“主体性哲学”类似，它始终把人作为符号学的出发点和中心。而“符号的主体学”，不过是符号学理论在“主体”研究上的应用，人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 虽然“人类就是符号”⑤，但符号学习惯不谈“人”久矣。这不是什么怪事，它与符号学出生的历史语境有关。符号学思想古已有之，中外皆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被称为“符号学之父”，他把症候看作疾病的符号。⑥中国古代汉字“符”，已蕴涵符号之意。⑦但符号学科的真正建立，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当此之时，适逢主体哲学解构。甚至符号学奠基者的思想，还为这种解构思潮提供了锋利的武器。拉康、德里达等人，都明显在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中得到解构的灵感。极端点说，符号学不仅成长于主体破碎的时代，而且一诞生就站在主体哲学的对立面。从索绪尔、皮尔斯，到布拉格学派的雅各布森、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无论其语言学传统还是哲学传统的符号学，都没有将重心放在主体符号学的建构上，甚至有意无意地加以排斥。符号学家安娜·埃诺就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活着，就是在捍卫一种形式”，来描述当时符号学家的追求。⑧谈论主体，在符号学界曾如此尴尬：“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言语活动领域里谈论情感、感觉、激情和心灵状态，不止是一种错误，而且是一种审美缺陷，甚至是一种严重的科学愚蠢行为。”⑨1968年，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竟公然宣布：一个事件，进入写作，一经讲述，作者即死。作者既已死亡，符号文本何来主体？作者之死，即是符号文本主体之死。主体已死，主体符号学不成了空中楼阁？何研究之有？ 到20世纪70年代末，情况似乎在悄然变化。以格雷玛斯为代表的巴黎符号学派，已经不再满足于《结构语义学》确定下来的“理论的经典形式”，格雷玛斯、齐贝尔伯格、科凯等人开始尝试建立“主体符号学”，随后渐成运动之势。这场运动的核心是“激情符号学”，以1978年《符号—语言学小组简报》发表《建立一种激情符号学》为标志。⑩随后，格雷玛斯的学生封塔尼耶，以及奥雷克齐奥尼、齐贝尔伯格、科凯、埃诺等人都加入这场运动，并陆续推出一批重要成果，格雷玛斯与封塔尼耶合作的《激情符号学》、封塔尼耶与齐贝尔伯格合作的《张力与意指》、科凯的《寻找意义》、埃诺的《能够就像是激情》、朗多夫斯基的《无名称的激情》、封塔尼耶的《符号学与文学》、《符号学实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其实，早在1974年，罗兰·巴特已有回返“主体”的行动，不再坚持“作者之死”的主张。他在《罗兰·巴特自述》中就表示“不相信情感与符号脱离”。同年，他到高等实用研究院授课，就以“恋人话语”为题将“主体”引入陈述活动，并在1977年母亲去世后的两年间写作《哀痛日记》，把自我深深浸泡在符号中，以排遣无法释怀的悲痛。(11)主体与符号学的纠缠自20世纪70年代末迄今，从未停止，并有渐热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