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史家

      重塑文学史：宏观性研究与批判性思考

      在当今，一个文学史家的著述20年之后，甚至是在10年之后，不被人们看成是陈旧得可笑、散发着时代偏见和派系成见，论证依据很不充分的，已经很少见了。这是否是文学史职业的一个宿命？从事文学史著述是否注定要领受被遗忘、被推翻的命运？文学史家曾经沉醉于其中的那些陈述，那些真知灼见就注定会被当成是信口开河？也许我们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例子，如勃兰兑斯、丹纳，然而他们的命运又能好多少呢？换而言之，文学史家的职业其本身还是值得思索一番的问题。文学史家何以有权对历史说话，应该怎么说话，说什么话？他代表他本人说还是代表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人们而说？他是代表现实说还是代表历史说？他又为谁而说？过去我们对这些从未思索过，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文学史家一方面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另一方面他还应该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历史学者，他应同时具备艺术家的激情与学者的严谨，他应是诗的想象与哲学的思辨的混合。从本质上说他应该是社会学者中最具有历史感的那一种人，然而为什么事情恰恰相反？他们的著作成了这个时代最没有历史承受力的？

      一、历史与现实之间

      文学史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捕捉各种文学历史素材沉湎于文坛往事的陈述之中，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历史知识的韵味的那种人。然而很显然仅有历时感，对往日着迷对一个文学史家来说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纯粹的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历史兴趣，巴格尔说：“历史学家所需要揭示的并不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所领悟的，读者对这样的过去没有直接的兴趣。”〔1〕其实所谓文学历史学家， 就是那些按照当前的领悟来展示过去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以当代人的趣味来展示过去，从而说明过去的文学风格是如何与我们当下的文学艺术等精神生活紧密关联的那种人。也正因为如此，不同时代的人们才不断地需要新的文学历史撰述者，如果文学历史是一种可以一劳永逸而成为真理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学史家就该无所事事了。而事实并未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对当代文学的领悟需要得到历史的支持，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之所以是不断地变化的，就是源于人们在现实的文学流变面前遇到了与以前不同的问题。换而言之，文学史家必须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他的历史感是以灼热的现实情怀为基础的，也许对一个文学史家来说现实情怀还更重要一些，它决定了一个文学史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与现实进行对话。也就是说纯粹的文学历史是不必要的，它并不是我们的时代兴趣所真正渴求的。

      事实是这种纯粹的不受当下文学问题影响的文学史也是不可能达到的。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与认识的可能都要受到三个先决因素的制约。一是“先有”。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存在于一定的文化中，历史与文化在我们意识到它们之前就已经先占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占有历史和文化传统。正是这种存在上的先有作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发生的先决条件，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历史、文化和传统。二是“先见”。它是我们在思考和理解时所借助的语言、观念以及运用语言的方式。语言、观念和运用语言的方式自身会给我们带入先入的理解，这种先入的理解将参与我们所有的理解行为并影响其结果。三是“先知”。在我们理解和认识新的事物之前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作为推知未来的起点和参照系，它是理解和认识得以发生的前提〔2〕。 海德格尔的这一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史家，文学史认识过程的主观性不仅表现在对已有对象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两方面，而且甚至还表现在一个文学史家对对象的选择上，“每一个主体总是选择符合他的需要和兴趣的那些东西作为评价的对象”〔3〕， 这也正是夏正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会将沈从文放在重要的地位而大陆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却几乎见不到沈从文的名字，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将梁实秋说成是中国现代“有数的几位散文大家之一”而大陆版的文学史除了在现代文学思潮部分将他作为反面典型提一下以外，对他的散文几乎不置一词的原因。按照现代解释学者加达默尔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不受人的有限性与历史性制约的所谓自主的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历史的直接缠绕与伴随这种缠绕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的主体〔4〕， 加达默尔认为历史性并非仅仅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偶然的和主观的条件而是一种本体论的条件，在历史理解的一切过程中早已本质地包含了认识者自己的当前情境，事实上现代解释学是把认识者束缚于自己当前视域的特点以及使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相隔的时间间隔作为一切理解的创造性基础而不是作为一种必须克服的消极因素和障碍。我们的偏见并非使我们与过去相隔，而是使过去向我们开放，它是历史理解得以进行的积极条件。正是这一意义上加达默尔说“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5〕。 总而言之离开文学史家的当下性的文学的历史是不可能达到的，也许它的确存在过，也就是我们的有些论者所特别关注的“客观性”，然而我的观点是这个问题对于文学史家来说不如搁置，因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来说历史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不是一个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将历史拿到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领域来加以讨论其实并不能有助于历史认识，这已经被太多的事实说明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