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过不少作品研讨会，其中有一次印象极深，写出来对研究现今艺术创作者、主管者和批评家的心态可能有用。那次是去外地看一台准备参加首都大型调演的戏。戏排得轰轰烈烈，眼看演期将近，演职员日夜奋战，有的带病工作。此前有关方面的专家和领导已给此戏以高度评价，曰大有问鼎之希望，此次再请一些专家来看的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完善，修整个别小毛病，二是在行内造些舆论。 但是戏不行。怎么办？晚上这些专家们密谈许久仍觉得非常犯难：一是主人招待甚好；二是该剧的主创及顾问及指导，全是国内一流高手，批评与意见如何说得出口？不像在北京放上一炮可以走人。研究来研究去，决定还得冒险说真话，但方式方法、角度态度要极为委婉巧妙谦虚诚恳。第二天意见传过去了，主人们先是有些意外，后来觉得有道理，再后来日夜赶抢修改——但来不及了。此戏参加调演名落孙山。再后来是当地有关负责同志的电话，不解地问：第一批专家学者批评家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呢？我们辛辛苦苦花了一百多万，是真心实意想弄一部好戏，那些客套的捧场不是害我们吗？ 这情景使我想起儿时听乡村艺人讲韩信和项羽的故事。韩信过某地有群少年骂他，他不但不怪反而以糖球鼓励之，再教他们如何如何骂这些带兵打仗的；待项羽追来，这些少年依韩信之法骂项羽，少年们尽遭诛杀，当地乡众与项羽部队发生冲突，韩信得以从容脱身。这里不是想把艺术家比作少年，批评家们也不可能如故事里韩信那么狡诈，但为什么老送人“糖球”呢？ 真话难讲，确实难讲。往深里说，是几乎弥漫于现实生活中的“短期行为”所致：剧团费尽千辛万苦搞一出戏（而且现今多为大投入，百万元属常事），目的是参加某种调演或某类艺术节，是想得到好评或得奖，演员和领导是想出名或提升，你把真话说出来，事关身家性命、仕途经济，伤人太多太狠，你还怎么做人？ 现在，从文艺界的各级领导到艺术家到理论家到批评家到人民大众都在呼吁活跃文艺批评，呼唤讲真话，期望有胆有识的文章和言论。 但是，“有胆有识”本身又是个问题。常听一些领导或老前辈感叹某人某文曰“有胆有识”，然而讲真话需要“胆”也即“勇气”，这还不是问题吗？怕谁怕什么呢？怕得罪艺术家怕得罪领导怕得罪朋友怕得罪同行怕被说成不宽容不敦厚。其实批评性言论中最讲“艺术性”的部分，是如何把好话说足之后的“但是”——需要含蓄稳妥并拐弯抹角，还要加上使用率最多的“白璧微瑕”、“瑕不掩瑜”、“美中不足”的套话。小心翼翼、鼠首两端，一身冷汗，诚惶诚恐。 难言之隐总是有的，艺术家作家及主管领导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也是有的。但实事求是地讲，不多。把批评的疲弱、把不能讲真话的责任推给创作者们是不公正的。大多数的艺术家和作家是喜欢有真知灼见、准确真实、语能中的的评论的。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说，十年前他非常关注评论，非常喜欢读评论；能指出别的作者误区的他引以为戒，能指出他的误区的他敬以为师，现时他绝不读评论。他说他恶心那些“捧臭脚”的文和人，包括捧他自己的。批评的全部才能就表现在“分析作品如何表现”上，现今还有这样的批评家吗？有，也如凤毛麟角。我怀疑，不是批评家有没有“胆”和“勇气”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识”和“能力”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现今的批评家太可怜了，是我们养活了他们；他们虽然成了我们（作品）的附庸，但我们不同情他们。 话是尖刻，道理深刻。看来胆和识、勇气和能力，不是分裂的。大约识里包含了胆，能力涵盖了勇气。但是，生物发展进化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即“用进废退”——鸡鸭原是可以高飞的，但长期的驯服和家养，便丧失了高飞的能力。人也一样，长期说假话便没了说真话的能力；当惯了奴隶的贾桂，当人家请他坐时，他已“不会”。评论家果真丧失了鉴别分析作品真伪优劣的能力，且又占着那个位置，对于他自己来说，倒是“弄假成真”了，对于文艺事业来说，也是不小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