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20)04-0065-08 “自媒体”以及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人人都是作者”时代的来临，这不能不令人想到“作者之死”这一后现代式预言。从“作者之死”的逻辑来看，随着作者逐渐失去对其作品的阐释权，转而变成其作品的“代言者”，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死去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的作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作品”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而是逐渐变成了自媒体人的“每日推送”。在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人人都是作者”的时代已经变成作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在本雅明看来，这种直接关系背后潜藏着一种现代性危机。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及其背后的现代性危机？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处境的分析，对于我们探究人工智能时代现代性危机的形成原因和破解方式具有启发作用。 一、从“作者之死”开始 1968年，法国著名思想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他评论巴尔扎克小说的短文中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观点。在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中有这样一位主人公：他是一个装扮成女人的被阉割的男歌手，其性格敏感、细腻，主要表现是经常性地失控，或大发脾气，或毫无理智地任性妄为。巴特对此发问道：“到底是谁在说这段情节呢？”巴特提出，从字面上看，这段情节的言说者不仅是巴尔扎克，小说的主人公难道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言说者吗？也就是说，巴特暗示我们，作为“言说者”的“作者”决定了作品，这种关系是值得怀疑的。在此，我们不妨沿着巴特的思路，假设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中介”——真正说出作品的人——“言说者”，那么，如果不是作者在“说”，这个“言说者”又是谁呢？在对“作品”的“言说者”的追问中，巴特发现，“言说者”的面目随着他的追问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清晰，甚至变得越来越抽象。在无法确认“言说者”身份的情况下，巴特慨叹道：“写作就是声音的毁灭，就是始创点的毁灭。”①可见，在巴特看来，尽管难以确认“言说者”的身份，但可以确认的是，“言说者”不能等同于写作《萨拉辛》这篇小说的“个人”，也就是说，“言说者”不能直接等同于作为作品之作者的“巴尔扎克”这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然被巴特解构主义式的追问动摇了。如果说“言说者”与“作者”的关系意味着作为作者的“巴尔扎克”个人与作为言说者之代言人的“巴尔扎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立，那么，这一关系势必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事实上，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巴特恰恰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谈论“作者之死”问题的。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进而这种变化得以让巴特用他的读者身份而非作者身份宣布作者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之死”事实上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它表面上揭示了作者与言说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富有张力的关系，事实上则进一步暗示，读者在这一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可以说，当我们假设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超验的“言说者”，并且对这个“言说者”的身份发起追问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便超出了私人意义上的关系。结合之前的论述，言说者的出现意味着“作者——作品——读者”的结构发生了某种质变。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巴特以解构主义方式动摇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前，这种关系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变得紧张了。在创作于1893年的《最后一案》中，作者柯南·道尔安排福尔摩斯与他的死敌莫里亚蒂教授双双殒命于莱辛巴赫瀑布之下。如果从传统的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看，柯南·道尔创作设计这一结局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作者作为“言说者”自然有决定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结局的权利。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柯南·道尔始料未及的。《最后一案》的发表在读者中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些读者走向街头，自发地悼念“死”在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连载小说的《岸边杂志》在此事件中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在《最后一案》发表之后，杂志的订阅量一度大幅下降。对此，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柯南·道尔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复活”，来给愤怒的读者一个交代。从表面上看来，读者们的愤怒与作品本身的内容并没有直接关联。然而，这件事也足以说明，读者的野心并不局限于单纯的阅读，而是希望与作者就作品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作者——作品——读者”这一结构的性质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对应着艺术生产关系的“载体”。具体而言，在艺术生产关系中，作为艺术生产者的作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主导权，而作为艺术消费者的读者所起到的作用却更加重要。进而，在此基础上，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早已不是完全取决于作者了。作者的存在越来越表现为只是“言说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言说者”的全部。因为，随着读者、编辑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言说者”指涉的范围开始变得越来越广。如果借用阿多诺②的认识，那么可以说，这种情况的变化是由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现代文化工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在《音乐社会学导论》中，阿多诺认为，流行音乐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种“言说者”的意图，这种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作者(即流行音乐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对此，他写道：“如果商业活动要求通俗歌曲的作曲家去做不相容的事情——同时写作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和有长久生命力的亦即卓然异于凡俗的东西……这本质就是不断地为人们所渴望的东西做广告。”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言说者”的出场事实上并非意味着“作者”真的死了，而是说“作者——作品——读者”这一结构关系必定随着由资本主导的文化工业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变。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