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亦称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学术问题的研究理念。科学主义以信仰科学知识万能为价值归宿，因此，在具体运作上，它倾向于将自然科学方法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研究领域。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浪潮，中国学术领域掀起一股以进化论和实证精神为理念的科学主义冲击波，正值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观也未能幸免。科学主义主导着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的学术言路、精神内核、价值维度和话语模式，并由此催生了一个以科学主义为标识的中国文学史学术共同体。这个学术共同体普遍将文学史研究混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并坚信依靠科学主义的方法，可以描绘出一部真实、可信的中国文学史。科学主义在为草创期中国文学史观提供新的话语支持、发掘学术增长点的同时，也给其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发展留下了迄今为止也无法超越的学术瓶颈。 一 晚清以降，西学日昌，时人“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上自朝廷要员，下至文人学士，渴望救亡图存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在痛“吾国之不国”、“吾学之不学”的无奈中，都将西方的科学主义视为救赎中国走出危卵之境的“诺亚方舟”。“中国的问题首先是科学的问题”①，严复的这个判断颇能引起时人的共鸣。1902年“壬寅学制”实施，1904年“癸卯学制”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1909年新式教育体系确立，这连锁的政府行为将晚清教育改革导向深入，在体制层面保障了科学主义的中国旅程。新式教育，新的面孔，“科学成了学校的一个科目”②，科学主义升腾为近代中国教育的灵魂。这种唯科学是从的教育“急行军”让一度力主“废科举兴学校”的康有为也措手不及，他转而斥责新式学校“师欧媚美”，“以智为学而不以德为学”。但康氏的斥责充其量表达的也只是一部分晚清学人的怀旧情愫，于逆转近世中国教育的转型则几乎无补。新式学校依旧我行我素，“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③。内容如此，形式继之，学校的上课下课“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④。晚清教育改革曾提出过“远法三代，近取泰西”的口号，但在实际操作中，“远法三代”显然“过于遥远过于模糊”⑤，基本悬空，剩下的只有“近取泰西”。这样一来，学术分科，课程设置，讲义编写等，“一环扣一环，已使天下英雄不知不觉中转换了门庭”⑥。借助教育先行，科学主义由“器”到“学”，继而为“道”，成为流传于近世中国学人之中的学术理念和研究通则，被推演至各个学科。晚近，顾颉刚在回顾清季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原因时说道：“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⑦，“旧时士大夫之学，动辄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⑧。这个分析颇有见地，清末学人将科学主义向其他学科领域推演的目的就是希望假其整饬中国学问，建构中国学术之“科学统系”。这样一来，破除家学壁垒、投诚科学主义就成了晚清学人心底的纠结。 科学主义滥觞中国，肇自近世。明末清初吴江王锡阐、宣城梅文鼎专治天算，开近代中国科学主义之端绪。此后，至于晚清，西学日炽，科学主义遂在中国蓬勃发展，成为20世纪早期中国学术领域“最时尚、最主流的话语形态”⑨。梁启超曾描述过这一盛况：“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然其所以能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⑩ 郭颖颐也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的各种条件虽令人沮丧，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11)。事实确是如此，晚清中国不仅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且“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托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又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2)。两相交加，促使秉持救亡图存、强国富民念想的近世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主义推而崇之。王国维即为典型。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他就对西方以“综括”及“分析”为特质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赞赏有加，他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3) 因此，以“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见长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就成为其学术研究之圭臬。“五四”前后，科学主义在中国盛极一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等都专力于宣扬科学主义。针对玄学论者的“科学破产论”，胡适曾这样驳斥，“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一句话，“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所以，“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14)。因为笃信科学，所以时人称他为“赛先生，活菩萨”。除胡适外，陈独秀也为科学主义奔走呼号。1915年，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陈独秀指出：“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它族者，科学之兴。……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达”。因此，吾国人倘“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需“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还数举士、农、工、商、医诸科不知科学会导致“无常识思维”之害。最后指出，“欲根治之，厥维科学”(15)。1917年，在《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上，陈独秀又指出，“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16)。因此，学问“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装神弄鬼的东西，“皆在废弃之列”(17)，唯有“赛先生”才可“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8)。与胡适和陈独秀相比，傅斯年似乎更为偏激，在他看来，在中国推行科学主义乃是“天演公理”，“违反科学之文，势不相容，利用科学之文，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