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972(2005)01-0088-05 一 反讽(irony)是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它便是苏格拉底在辩论中对付论敌的一种重要修辞策略，“柏拉图的对话录显示出苏格拉底是一位具有生动幽默感和尖刻机智的人，且令人生畏的就是他的反讽”[1](P99)。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反讽虽然几经沉浮，但始终未曾湮灭，并且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反讽的重要性似乎得到更多的强调。英美新批评将反讽列为诗歌的基本结构原则；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H·R·耀斯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是反讽性的”[2](P282)。加塞特则认为反讽是文学现代性的决定性标志。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反讽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范畴与批评视角也逐渐被中国学者发现并加以广泛应用。 然而考之于众多的研究文章，反讽往往只被看作一种“微观的修辞技巧”——它只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一种表意方式。受英美新批评的影响，对文学中反讽手法的阐释也往往仅停留在文本结构层面。其实，反讽在作为修辞学意义上的“微观技巧”的同时，也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a way of seeing the world)[3](P1)，因此颇具文化意义。反讽的锋芒往往指向当下现实，在对传统价值观、伪神性进行戏谑的同时体现出反讽者的睿智和被反讽者的愚顽，将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暴露无遗。所以，从当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对反讽内涵加以重新梳理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美学》中黑格尔写道：“对对象来说，每门学科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4](P29)对反讽来说，它的“存在”似乎已经不成问题，然而，当探讨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却往往让人颇费踌躇。米克甚至不无戏谑地说道：“如果谁觉得自己产生了一份雅兴，要让人思路混乱、语无伦次，那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当场为‘反讽’做个界定。”[5](P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反讽内涵流变的长期性以及反讽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从反讽概念的历史流变来看。从古希腊、罗马修辞学层面的反讽到弗·施勒格尔、克尔凯郭尔、索尔格等人哲学层面的反讽，再到新批评作为诗歌结构原则的反讽，韦恩·布斯、华莱丁·马士等人叙事学角度的反讽，弗莱文学循环论中的反讽，罗蒂的反讽哲学等等，它们“不仅具有很不同的形式，而且从理论上说，它也依然在发展之中”[5](P14)。反讽的长期发展也导致了多种变体或亚型的产生，从技巧上可以分为克制陈述、夸大陈述等；从功能上可以分为语言层、句法层、文本层、形而上层等等。对于反讽问题，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也五花八门，各不相同，有的从语言学方法入手、有的从结构原则入手、有的从精神分析入手、有的从哲学角度入手。仅仅是语言学方法就有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等等不同的方法。 “反讽的基本性质似乎就是逃避定义；没有一个定义足以包容它的性质的各个方面。”[6](P338)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明确意识，米克、巴博等人在对反讽进行探讨的时候都采用了要素分析的方法，“我们所能作到的，只是把已被认可的所有反讽形式的种种基本因素、性质和特征分离出来”[5](P37)。在本文中，我们在对反讽内涵流变进行历史追溯的基础上，分离出其“基本因素、性质和特征”，以标示出反讽在当代的“漂流”（米克）趋势。 二 从概念史的发展角度讲，反讽概念的历史演化主要经历了三种形态：传统反讽(traditional irony)、浪漫反讽(romantic irony)、新批评的作为一种结构原则的反讽。从逻辑的角度讲，它们又分别对应着三个层面：修辞学层面、哲学层面、文本结构层面。 1.传统反讽：修辞层面的辩论技巧 古希腊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导致了对修辞术的强调，“希腊人曾经是一个有政治头脑和能言善辩的民族，言语的艺术是影响别人的重要手段，非常有用，就像今天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那样”[7](P298)。传统反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产生。传统反讽(traditional irony)又可以称之为古典反讽(classic irony)或标准反讽(standard irony)，它主要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昆体良以来反讽观念的混合。从词源学来讲，英语中的irony一词来自于希腊语的eironeia，原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个佯装者角色，他故作无知，在自以为聪明的人面前说傻话，结果却证明对方的无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它用来形容那些受到苏格拉底嘲弄的人，其意思接近于“让人上当的圆滑而卑下的手段”。在我们所熟知的《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就是运用反讽的手法，在故作无知的追问中驳斥了希庇阿斯的种种关于美的定义，最后得出“美是难的”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在《亚历山大修辞学》中为反讽所下的定义是：通过谴责而赞扬或通过赞扬而谴责，反讽就是“指演说者试图说某件事，却又装出不想说的样子，或使用同事实相反的名称来称述事实”[8](P596)。古罗马的西塞罗扩大了亚里士多德对反讽的界定，他认为反讽不仅仅意味着所说的话与本意“相反”(saying the opposite)，也是指所说的话与本意“不同”(saying something different)，它特别适用于幽默的目的。昆体良将反讽扩展为一种修辞格，认为在反讽中“说话者的整个意义都存在着一种佯装”[9](P62-63)，并且将对反讽的理解与听者的知识背景联系起来。在18世纪中叶以前，反讽内涵的变化十分缓慢，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大致超不出昆体良所理解的水平。传统反讽主要还停留在修辞学层面。“言在此而意在彼”、“为责备而褒扬或为褒扬而责备”、“说与本意相反的事”是其基本内涵。字面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并列对举成为反讽得以形成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