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生：“国民性”的提出与启蒙者的批判 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一样，每一个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性格。表面上看，生活于民族共同体中的个体的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但是，在个人不同的个性风貌和生活表象背后，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些共同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正是由这些相似和共同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国民性显示着一个民族在道德、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在所有影响国民性形成的因素里，文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而在整个文化体系里，伦理道德文化的影响力又是最大的，正像殷海光所说的那样：“伦理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的价值是其他文化价值的总裁官，也是文化价值的中心堡垒。如果一个文化的伦理道德价值解体了，那么这个文化便有解体之虞。所以，谈挽救文化的人，常从挽救伦理道德开始。”①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是一种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文化，而其中最严重的缺陷，不在别处，恰在某些“国粹主义者”引以为傲的“伦理道德”上。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礼智信，提倡温良恭俭让，显得文质彬彬、温情脉脉，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缺乏宽容和民主精神的文化，是一种压抑人性、限制自由的文化。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缺乏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缺乏平等意识和契约意识，结果，总是把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义务，转化为奴役和束缚；它以“三纲五常”为骨干，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建构了“差序格局”②性质的压抑型的伦理规范。 千百年来，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受到彻底的质疑和批判。进入20世纪，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为代表的具有世界视野的新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认真研究，通过与世界别国文明的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文化性，发现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不道德性，发现了中国人国民性的严重缺陷。其中，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最为深刻。他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世纪三问”：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 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正像许寿裳所说的那样，成了鲁迅“毕生孜孜不懈”的事业，他“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③。在鲁迅看来，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战争的屡战屡败，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和落后，其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伦理道德文化和国民性出了问题：“国民性的缺点，乃是中国危机的核心问题。他的这种看法意味着，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才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本。”④鲁迅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也强调了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⑤只有把沉默、驯服的“奴隶”改造成有尊严、有个性、有独立意志的“人”，中国才有出路。按照鲁迅的经典表述，就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立而后凡事举”⑥。如果没有这种能够“发挥自性”的精神自由、个性鲜明的人，那就什么都谈不到，所以，凡事之立，“首在立人”，“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⑦；“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⑧。 事实上，反省和批判传统文化的问题与缺陷，肯定个人和个性的价值，乃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和共同立场。在胡适看来，“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经过这种反省与忏悔之后，然后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个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起”⑨。在尊重个人自由上，胡适与鲁迅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⑩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批判旧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伦理道德文化，通过批判缺乏尊严的“奴隶”人格，来弘扬新的启蒙文化，来确立新的伦理道德体系，以至最终养成具有成熟的自我意识的“主人”人格。对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发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财富。总之，“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要的是‘人’”(11)。 然而，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在于，中国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文化已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中国传统文化陶塑出来的人格，多是一种被动服从、唯唯诺诺、缺乏个性的畸形的人格，就连最有活力的青年人，也在身心两方面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和荼毒：“我们的圣贤，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12)。一方面是特权阶层的恣睢，一方面是无权者的卑微——那些无权无势的中国人活得战战兢兢，很少享受到做人的自由感和尊严感，以至于鲁迅如此激愤地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13)孩子没有快乐的童年——很小时候就一脸“拘谨”、“驯良”的老相(14)；妇女则受着“无主名的虐待”，没有拒绝“不利自他”的“节烈”的自由(15)。在中国，人的生存权也常常得不到保障，有时甚至会发生“吃人”的事情——鲁迅石破天惊地说出了自己的发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而知者尚寥寥也”(16)。胡适也在一封给周作人的信中，表达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看法：“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因为不值钱，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嗜杀性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总之，人命太贱，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废话。”(17)总之，在鲁迅看来，“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18)。中国社会的确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和裹挟力，一旦进入社会，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它的规则和逻辑生活，就必须将“个人”融入“众数”之中，否则，就四处碰壁，寸步难行。“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之所以是“整体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持久性和整体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