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6-0046-07 文学史作为文学历史运动的记载，与社会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批评方法（又称社会学批评、社会派批评等）可谓是文学史诸种研究方法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广、变化最大的一种，在新中国的文学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目前行世的文学史著作大多运用这一批评方法。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社会批评方法也面临着整体范型的转变，所以，有系统地梳理整合其现实型态，科学地预测其未来走向便成为当代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的共同任务。 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克兰曾为文学史研究开列了四个任务：不同时间地点作家所追求艺术或形式目标的连续变化；实现这些目标所凭借的材料的连续变化；这些不同材料中为达到不同形式所采用的更有效或至少是新的技巧手段的连续发现；与历史相关的不同艺术的有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作品生产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性的连续实现。若以此为出发点来衡量社会批评方法，就可发现它是文学史诸种研究方法中视野最广阔的一种。它把具体的文学史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这样一个大的参照系中予以多角度的考察，的确能透视到其他方法无法窥测到的本质性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如果孤立地对待文学，使之与社会和历史相脱离，那它就不足以解释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是人际间思想感情交流的媒介，它从社会中来，回到社会中去，文学作品——即使是描写心理的作品——只有被人阅读时才存在，无人阅读的作品就不成其为作品，文学所表现或再现的内容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性。文学的表现手段是社会的创造物，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便是一种社会集体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所以，社会批评方法揭示文学与社会联系的层面具有最大的适应性。凡是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职业、风俗、心理、家庭、恋爱等，一切群体与个体的生活，无不属于社会学的审视范围，无不可以借此衡量文学的深度和广度，这就为社会批评方法提供了广阔的运用领域。古典的社会批评方法经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已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的理念体系。 进入20世纪，随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社会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广泛传播以及19世纪后期兴起的人类学说对文学历史起源发生学研究的直接启示，社会批评方法呈现出多元竞荣的格局，出现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其中包括侧重于社会学美学观点的理论，研究作品创作过程的理论，注重分析作品社会内涵的理论，研究文学消费的理论，分析文学社会环境的理论，机械社会学的理论，从经验论出发的理论，功能主义理论，发生学结构主义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运用社会批评方法来建构文学史演变模式的理论首先都离不开一个逻辑上的假定，即文学源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并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因此，文学的历史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各个不同的层次之中”[1](P67)，亦即巴赫金所说的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在这种方法论原则指导下，不同的学者建构了不同的参照系来透视文学史发展及其社会根源，区分文学的不同历史分期及其主导风格，并形成了经济形态型、政治形态型、社会文化形态型、社会功能范畴型等几大批评类型。 经济形态型是从社会的经济方面来分析文学的历史发展，源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本世纪有不少学者都沿着这条思路考察文学史。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本旨在总结社会科学研究的巨著，注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在其中写道：“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1](P68)美国学者雷·威莱克也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特别是20年代，在大多数国家都找到了信徒和追随者。”[2](P574)普列汉诺夫坚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卢卡契的审美反映论，本雅明的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历史变化之分析，阿多尔诺关于经济生产力与艺术生产力关系的阐释及其对现代化文化工业的批判等均属于这一研究类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戈德曼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的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戈德曼早年受卢卡契影响创立了自称为“文学的辩证社会学”学说。60年代，当结构主义风靡西方时，他为了赶时髦而改贴“发生学（或生成）结构主义”标签。“发生学”主要指这种方法致力于通过研究文学作品不同结构和其中体现的不同类型的世界观的功能作用，为一种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提炼出一种意义；“结构主义”则指这一方法注重研究文艺作品的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组成作品的所有结构要素及其社会涵义，着重在作品结构同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戈德曼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思维和思辨是从社会内部产生的，并且构成这一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这些精神的东西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可以改变社会生活。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行为任何人类的事实都具备一个有意义的特征，但这种特征并非总是明显的，研究者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使之明朗。这种从经济形态的变化寻找原因的方法确实能说明西方小说演变的某些根源，但他所说的文学结构、意识形态结构和经济结构有一种“同形关系”，作品结构与作家所属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有着“严格的对应”，显然是把复杂关系简单化了，忽视了其间所存在的种种中介环节。 政治形态型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不同阶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等方面来划分不同时期的文学及其风格面貌。英国著名批评家贝特森以社会发展的序列来划分英国诗歌的发展时期就运用了这一模式。他首先将历史分为六个时期：律师封建主义时期（亨利二世至爱德华三世），自由民地方民主时期（爱德华三世至亨利七世），王子臣仆的中央集权时期（亨利七世至克伦威尔），地主寡头政治时期（查理二世至乔治三世），商业财阀政治时期（乔治三世至乔治五世），国家管理时期（乔治五世至今）。分别有六个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与之相对应，即英法诗派、乔叟诗派、文艺复兴诗派、古典主义诗派、浪漫主义诗派和现代诗派。他的推论公式很简单：社会变化导致语言变化，语言变化再导致诗的变化。贝特森的模式与戈德曼的模式很相像，其区别在于前者加入了语言这一中介环节，多少减弱了社会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在以语言为媒介时，这些批评家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本身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一种物质中介，人们依靠它在社会中相互影响。只是社会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言上，因而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著作均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将当代文学分为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新时期三个阶段，这其实属于政治形态型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