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学理论和美学出现了四大支柱：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四大支柱理论在6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种合流，从而形成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而其中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最为复杂。俄国形式主义在苏联遭到压迫并流亡后，却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继承，经过布拉格和巴黎之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西方由于面对不同的政治形势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从事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面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借助艺术和美学进行一种文化批判。正是这种不同的立场造成了他们对待形式主义的不同态度，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苏联到西方经历了由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 形式主义尽管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但直到厄尔里希(Victor Erlich)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Russian Formalism:History-Doctrine)(1955年)和托多罗夫的《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1965年)在欧洲出版之后才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①“这是一种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运动一部分的西方知识分子的重新发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形式主义‘属于’后来运动对它的再生产，是由新左派批评家发动起来的，其目的是攻击在英美文化中以新批评和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已经确立的文学批评。”②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把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看作同类问题来关注和研究的，因此形式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对话也就发生在60年代之后。但是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早在巴赫金的时代就开始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伊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两条分离的传统，一是源自列宁并由日丹诺夫加以确立的苏联传统，认为只有展示了公开的政治党性的作品才有价值，二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发展的恩格斯传统，较少根据创作意图而更多看重作品的社会意义，也被称为“变异的马克思主义”。③可以说二者的对抗发生在形式主义与苏联传统之间，而对话则是发生在与巴赫金和“变异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经历了由巴赫金、法兰克福学派到晚期马克思主义(包括阿尔都塞、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等人)这三个阶段。巴赫金通过对形式主义理论观点的深入剖析和批判来超越形式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西方流行的语言哲学以及深受其影响的形式主义流派作了尖锐地批评，指出纯粹的语言和艺术形式是不存在的，其无法和社会生活完全剥离开来，其中就包含和渗透着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着阶级意识。如果说作为非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巴赫金主要对形式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的话，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主要是批判地继承，试图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如果说马尔库塞和阿多诺还主要是从理论上进行综合，提出艺术形式的革命性原则的话，詹姆逊则试图在结构主义和叙事学中发现文学叙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伊格尔顿则要揭示社会意识形态是如何经由作家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而一步步进入并建构文学文本的。可以看出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苏联到西方是一个由对抗到对话的发展过程。 本文不是详细阐述他们之间是如何对话的，就此拟另文讨论。笔者所关注的是为什么二者之间会发生这样一种关系，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不仅能阐明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关系，也能更好地厘清文学理论和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并对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由对抗到对话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从政治、思想和文化三个层面来展开讨论。从政治角度看，“资产阶级美学”同“无产阶级美学”之间的冲突是其对抗的直接原因。从深层思想层面来看，是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缓和或消解为二者的对话创造了条件。而从更广阔的文化层面来看，二者从对抗到对话的发展则是人类知识生产由分化到去分化这一演变的结果和表现。 一、政治层面：“资产阶级美学”与“无产阶级美学”的冲突与消解 福柯认为任何话语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权力关系，都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体现，伊格尔顿也指出任何理论都是政治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话语必然体现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持续最久、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文学理论和美学流派。俄国形式主义是俄国文学研究中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注重语言的文学研究方法在学理上的延续，也是注重创新的未来派诗歌在理论上的表现。而马克思主义也自普列汉诺夫以来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思想。尽管俄国形式主义作为流派自1914年什克洛夫斯基发表其《词语的复活》一文时已经开始，但伊格尔顿仍然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的时间，最好是定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他的拓荒性的论文《艺术即手法》”④。而正是在这一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因此，这两种本来并行不悖、平行发展的思潮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相遇了，这必然造成二者纠缠不清的历史关系，其矛盾也就在此时开始了，直接的原因则必然是政治的。而它们之间的真正对话也只有在这种尖锐的政治斗争环境改变之后才有可能。 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两种异质性的理论流派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和价值指向。在近代以来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俄国形式主义者试图去纠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化倾向而“希望根据文学材料的内在性质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学科学”⑤，“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应是研究区别于其他一切材料的文学作品的特殊性”⑥，“传统的文学家们习惯于把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史或社会生活方面，形式主义者则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语言学”⑦，面向由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研究诗的声音和散文的结构布局等手法和技巧则成为其中心任务，而宗旨则是通过文学的陌生化来打破感知的自动化，从而提高人的感知能力并在艺术中获得更好的审美效果。基于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和研究目标，构成文学活动的作家、社会和读者等其他因素被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而传统的注重个人生活、政治、哲学等的文学史家则被认为是“文学警察”而受到形式主义者毫不留情的批评。文学作为一种自足自为的存在，不与外部社会发生任何关系，如什克洛夫斯基在其宣言中所说的：“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⑧。这种非历史性的方法和理念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