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遭受严重打击后业已沦为明日黄花，如今境遇日益不堪，以至在大学与博物馆都已丧失立足之地。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危言耸听，说其多，乃是在于学界也对此断言尚多存疑，而批评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具有确定无疑的公共性、介入性；说其少，则在于对当代美国艺术批评来说，某种后批评状况的说法确非空穴来风，即便在“批评的时代”是否已然落幕、“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能否继续照亮文学阔步前行的道路等问题上依然见仁见智，但文学艺术批评尤其是西方左翼文学批评面临某种深刻的危机，却不失为一种事实性描述。学理上的自信抑或事实上的悲观，都自有其合理性根基，但无论如何，“后批评”状况之谓提出一个现实命题，姑且不论佩里·安德森早在20世纪前期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看到了软弱悲观、消极无为，单是一瞥21世纪之交米勒所谓“文学终结论”及其本土理论反响就可见一斑了①。“后批评”状况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语境的一角，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则表征性地揭示了某种时代症候，由此进一步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转向与表达焦虑问题当非无根游谈。 一、“后批评”问题式 “后批评”一般用来意指美国当代艺术批评批判品格的丧失与批评角色的边缘化状况，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凸显于“9·11”之后，突出表现为批判性消散、批判本身受到质疑、批评有效性丧失等。②在资本的层面，艺术市场日益膨胀，资本已经越俎代庖，抛弃对艺术批评学术共同体的依赖，转而确信并仰仗艺术市场的艺术判断力；在批评的层面，艺术批评家丧失“立法者”角色，沦为形形色色、众多批评主体群中的普通一员；而在理论的层面，艺术理论生产似已江郎才尽，批评的理论武库中那种一亮相即轰动一时的兵器总是处于未上市状态，一似租赁合同到期甩卖尾货的店铺，疲态尽显。作为对特定观点的概括以及某种事实性描述，“后批评”状况主要聚焦于艺术策展、艺术市场等领域③，因而“后批评”状况中的艺术批评自不同于文学批评，然而，它所揭示的艺术资本与艺术批评关系、艺术批评理论生产以及艺术批评主体的某些新变，却未必仅仅局限于艺术批评领域。在一个所谓“后理论”的语境中，文学批评大概难以独善其身，况且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行程所流露出的某种后时代的端倪，呈现出与福斯特的“后批评”状况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状况。 在20世纪文学批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多被认为是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它理论谱系的明晰性、连续性保证了其作为文学批评流派的家族相似性，又赋予其时代线索与理论存在形式的历史性、阶段性。一般认为，自恩格斯去世之后的四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可以归结为三种阐释路线，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改良的第二国际路线，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光明前景的第三国际路线，以及肇始于卢卡奇、强调主体意识、坚持异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线。其间，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公开发表以及随后《手稿》热，迅速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色彩，与之相对的则是其后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兴起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入低潮，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涌现，标识出马克思主义阐释路线的融合化、多元化。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则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融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范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扭转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逻辑，展开的是工具理性批判之后的激进批判路线。 简要梳理上述历史行程意在提醒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活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在1960年末终结，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与其说种种后学思潮侵染了马克思主义，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回应了变化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理论诉求。比如随着1932年马克思《手稿》公开发行而出现的《手稿》热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上的微妙差异看起来是个体性的，但更是时代性的。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马尔库塞断言马克思《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获致“新的基础”，对比仅仅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几个月发表的《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一文可以看到：前者讨论的主角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后者讨论的是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前者不见海德格尔，后者不见马克思。④与马尔库塞不同，阿多诺认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却不像马尔库塞那么明确，也没有马尔库塞式的热忱，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印记清晰可见，马丁·杰伊颇为谨慎地揭示了阿多诺与《手稿》关系中的某种微妙张力。无论是马尔库塞的热情与乐观，还是阿多诺在第一次《手稿》热中的清醒与冷静，这些诚然与理论主体的个体性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面对及其社会效果的不同判断所致。 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反思与批判的视野中有三种观点颇有代表性。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概括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倾向，该倾向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是柯尔施指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⑤。在柯尔施看来，“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与鲜活实践的有机联系，实践性淡隐、象牙塔初现。到20世纪中叶，佩里·安德森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静止化倾向，“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⑥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曾经努力完成的从哲学向政治学经济学的转换，在这里又被扭转回去。八十年代以后，萨义德则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倾向，指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仅仅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结果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教条”，从而离开文学批评自身、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它自身了”⑦，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离开了文学批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静止化”“文学化”固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症候描述，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而言，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症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