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道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总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且都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机制与实现形式来完成的。笔者以为，认真地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的教育机制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逐渐远去的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训导机制 “机制”是社会科学从生物学那里“借”来的一个概念，其意是指对运动过程中的有机体在活动方向、结构安排与功能发挥等方面实行控制或调节的手段。如果失去机制的作用，有机体便无法适应环境及其变化，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如果在新的环境里有机体仍旧使用过时的机制来对自身实行调控，则其生存必然艰难，发展就更不可想象了。因此，机制及其变革同有机体生存与发展的关系，早已是为人熟知的常识了。可是，机制的下述两个特征，却往往容易为人所忽略，以致经常产生滥用机制概念的“泛机制”毛病。机制的特征之一是内在于有机体之中，它是一个调控系统，既不能离开具体而抽象地存在，也不能把存在差异的甲体机制生搬硬套地移植于乙体机制，有机体的性质与状况决定着机制的性质与状况。机制的特征之二是它的连续性与反复性。为了适应环境变化，有机体往往有多种调控自己活动的办法，只有那些主要的、连续使用的、经常反复的手段或方法，才可以称之谓“这个”有机体的机制，不可把带偶然性的某种或某些方法泛称为机制（一旦次要方式上升为主要方式而成为机制，这是事物质变的结果，须另作研究）。讨论具体问题之前作这番较为啰嗦的理论界定，目的是为了从事物的特殊性出发，在抓住矛盾主要方面的思想启迪下，回顾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道德的教育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基本特征，以便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胜利的产物。建国初期，我们不但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而且还要进行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外交斗争。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了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以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政治上牢记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以便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而且要求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尽快尽早地开展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生存力量。于是，外学“苏联老大哥”，内学“解放区”的经验，借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即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这个特征的社会化，就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有政治、法律、文化、思想道德等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又通过权力的运行机制而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 权力过分集中营造了一个多层的金字塔型的纵向社会组织结构，不论操持何种职业，也不论年龄与性别的差异，每个成年的中国公民都会被安置在这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某个层面上，并受到某一级权力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人们的利益（包括经济与政治等各方面利益）分配由组织决定，人们对外界重大信息（诸如国内外大事等）的获取也由组织提供。对个人来说，组织就是权威，就是一切；对组织来说，个人就是“棋子”，就是一块可以随时搬动的“砖”。这种纵向结构安排决定了个人与组织（而且是岗位所在的具体组织）的关系模式是“权力——服从”结构。植根于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与政治体制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只能是权威训导机制，即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只能来源于纵向灌输，并由个人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权威组织去执行。实现权威训导机制的基本形式是政治动员、思想激励，大搞群众运动。每当国家有大的举动（诸如某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和某个重大运动的开展等等），中央号令一出，地方各级组织闻风而动，象接力赛跑似的雷厉风行地贯彻。不但是各级组织的成员要深刻地领悟精神，制订并落实贯彻措施，而且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大会小会地宣讲，大班小组地讨论，人们在反反复复的表态中下定决心，掀起贯彻高潮。由政治动员激起的道德火花，概括地说就是紧跟党中央的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在当时的各项群众运动中，人们唯恐跟之不及，办之不力，很少有心思去顾及其它，社会对个人思想道德（特别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德才兼备”之德）评价的标准，也主要是看个人行动上对组织（尤其是所在单位的组织）权威训导内容落实的情况。至于说单位组织训导的内容是不是完全与中央的要求相符，或者说党中央的某些政策是不是同中国实际的具体情况相符，那都是个人大可不必疑虑的，个人对组织的道德职责就是服从与贯彻。这种要求后来竟从伦理原则上发展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权威训导机制又几乎变成了一种“绝对盲从”的机制。当时所谓“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的说法，不正是这种思想道德教育机制发展到极端形式的写照吗？ 二、权力与利益调整中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混乱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不但把追求利益作为个人活力之源，成为一种思想道德的价值取向；而且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或政府，也总是以利益为机制来调控社会生活。因此，利益机制是存在于人类社会，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最根本的机制，其他的机制都是从属于它的，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否认利益机制存在的观点是肤浅的。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力机制来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其本质仍然为利益机制。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只要个人一切都遵循权威训导的安排，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就均可由组织上予以提供。虽然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较低，道德行为的优良与一般也不会在物质利益分配上显示出多少差别；但是，权威训导机制在确定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在调整人的政治利益（诸如政治荣誉感、组织亲和力与归宿感等）方面，却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功能。国家通过权力机制的运行，也从最根本的方面保证并发展了无产阶级利益，为新中国往后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于说，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引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其深层原因还不在于权力机制的作用，那是应当在另一个领域开展专题讨论的问题）。由此可见，我们在研究利益机制时，不仅应当从阶级性上了解它是哪个阶级所需要的利益，而且还应当从结构性上了解它是哪个层面所涉及的利益。人们在把利益机制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导向时，不仅在追求利益问题上显示了阶级性质的差别，而且也显示了层次结构的深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