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告诉我们，在正常管理条件下，投入和产出是正比例关系。《老子》有“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思想。《管子》则进一步指出“知予之为取者，政之本也。”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游离于经济和现实之外的清谈哲学，它是一门党性、实践性、群众性、综合性、开放性很强的科学和社会活动，它既植根于、孕育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同时又必须吸收相关学科和先进科学的优秀成果，才能有效地生存发展。“情、利、理”（感情、物质利益、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可缺一的砝码。要有效地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疲软、弱化，就必须相应地加大这三项投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正效应。 一、：情” 1.“情”——巨大的潜能，隐形的市场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情即感情，又曰：感情，是对外界刺激的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而热烈、强烈的感情称之为热情、激情。列宁认为：激情、热情是人追求真理的本质力量。谁善于激发、调动人的激情、热情，谁就占有了人最富有的潜能，谁就掌握了人最本质的力量。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思想政治工作的客体是有感情的人及其思想。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基础和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思想与思想撞击的“警戒线”，能否突破这一“警戒线”和“前沿地带”，是深入了解、解决思想问题实质的起点、关键点和突破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给人们带来实惠，带来物欲上的满足，也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冷漠感、虚伪感，客观上造成一种唯利是图的心理趋向。人们的内心深处在需要钱的同时，更渴望得到真诚、友善、关怀、理解、信任、温暖和发展，渴望真情的润泽。人的感情，同时更是一种无形、奇异、敏感、具有巨大潜力和激发性效应的隐形市场。 以真诚友善而炽热的情怀平易近人，才能缩短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客体感受到被尊重、理解、信任、关怀，并产生接近、倾诉的愿望，感情相通、相融才有解决思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才有摆脱金钱诱惑，激发客体对工作、事业的激情、热情和使其产生积极向上的行为的可能性。 2.“情”——深层的管理，至胜的基础 “企业即人”，这是西方企业管理的一句名言，它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想，中国古代也早有类似的哲理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人和，赵歧注：“人和，得民心之所和乐也”，而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就是为什么在晓之以理前，必先动之以情。 诸葛亮的治军谋略可以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一定启示，例如，诸葛亮在“和人”篇中说：“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有和则不劝而自战矣。若将吏相猜，士率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逸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取胜于匹夫，况众人乎？”人和为本是诸葛亮的治军哲学，它通过“人心之和”达到“上下同欲者胜”的目的。 现代日本、欧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企业的经营哲学思想中大量吸收了东方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以人和、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忠诚、奉献精神为核心，来实现现代企业管理。 如何以人和来实现对人的有效管理？ 日本风行“走动管理”，它主要指企业主管身先士卒，深入下去，体察民意，了解真情，沟通思想，与部属打成一片，以求引发“心理能源”。 欧美盛行“和拢管理”，“和拢”表示管理必须强调个人和整体的配合，创造整体和个体的高度和谐性，其特点之一的韵律性，就是要靠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情感沟通，促使企业与个人之间达成一种融洽和谐、充满活力的氛围，激发人们的内驱力和自豪感。美国百事可乐公司的管理经验可概括为：百事人为先。而麦道公司为更好地激发员工热情，而设立的“谈心部”，实际上是参照中国企业中党的干部做职工思想工作的经验而成立的。“以人心为基础的经营”是现代西方企业管理的核心。 西方管理学大师杜拉克指出，21世纪企业与管理哲学，都将以人为中心，以“圆”（圆的特点是圆周上任何一点与圆心的距离相等，代表每个点都有公平的地位）、“缘”（缘份、机缘、人缘）为特征，形成以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管理系统。 新加坡有“六顺”：顺情（动之以情）、顺性（根据人们个性和年龄特性施教）、顺势（适时进行教育）、顺理（晓之以理）、顺利（因势利导）、顺真（讲真话，实事求是），来达到对人的有效管理。 以上经验值得以人为研究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借鉴。 我局基层站段的“五必访”（职工或家属患病住院必访、家中出现不幸必访、家里邻里不和必访、遇到困难必访、职工生育必访）；“四必谈”（职工思想波动必谈、违法违纪必谈、受到表扬和处分必谈、遇到挫折必谈），正是以情动人继而达到人和的有效实践。 应强调指出的是，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中感情投入和激励的导向问题，要坚持格调高尚、有疏有教原则，即注意精神主导，将对职工群众的关心，同对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结合起来，启发人们对感情激励的理性化思考，从而产生深层的激励效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大感情投入，是一种经济、切实、有效而深刻、持久的激励手段和方法。 同时，笔者认为，人和者，情为经，利纬之。 二、“利” 1.“利”——天理寓之，人所共欲 自古在“义利之辩”问题上，儒家倡导重义轻利，但也不忽视惠民，荀子提出“以政裕民”（《富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更趋同于墨家的义利并重观。墨翟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交相利”才能“兼相爱”，爱是人人相爱，利是人人相利，利于别人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在“理欲之辩”问题上，王夫之提出“天理寓于人欲”的观点，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合理的共同欲望在推动着，满足共同的“人欲”，合乎共同的“人欲”，就可以“善天下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