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4-0068-04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其对象是“人”，而人的思想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是受人性所制约和规定的。因此，对人的认识特别是对人性全面、深入的认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往往与论述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不仅是论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出发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及人性基本论述主要有三处，首先，人是具有自然本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1]人的自然本性是对人的一般规定，是指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物种必须与周围的自然界进行对象化的物质交换，即“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人的自然本性是以人的需要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文章中又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3]当满足第一个需要本身和产生新的需要时，这就产生第一个人类历史活动。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同动物一样都具有生理机体，都具有满足本能的自然性需要，它是人作为生命体的基本属性。其次，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的生存与发展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社会化的结果。“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人只有依靠生产才能生存，而生产只有以社会化的方式才能进行，马克思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所以社会性成为人的根本属性，以至于马克思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3]再次，人是具有类特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人的类特性是指人类特有的共同属性，就是在人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由自觉的特征，这是人与动物最终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是人作为人存在的标志与根据。马克思在提到人的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区别时所讲：“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5]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各自活动的区别不仅在于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而动物的活动只是一种自发自在的活动，而且在于人的活动能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符合人的需要的理想客体，在这一创造活动中，人能够在观念中预演整个活动的过程，并且将目的贯穿于活动过程的始终，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性质是动物界所不具备的，而人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正如恩格斯所讲的：“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的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来的。”[6] 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认识从来不是孤立、静止的看待，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关于人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或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性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或阶段的理论。马克思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通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约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7]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制约着人性的现实状况。古代社会是人产生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受到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的制约，人性则表现出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人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摆脱了先前的人的依赖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摆脱一切依赖关系，而是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物对人起着规定、制约乃至支配的作用，“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7]在这一阶段里人性又表现出具有强烈的物质性；而未来社会则是建立在人的全面能力体系和物质的多方面需要基础之上，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在这一阶段里人的类特性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阐述了人和社会发展的两大阶段的理论，即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发展为自由王国，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8]在这里恩格斯向我们描绘了人的类特性是如何充分表现为自由自觉的，当社会的发展将被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人们的活动变为自觉的活动，人类的社会行动规律和自然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起来，人们的活动变为真正的、自由的活动，这时，人性才能充分表现出自由自觉的特性，才能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