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7—0179—05 文学批评有过它的辉煌时代。仅仅是在一二十年前，在上世纪80年代新人本主义的潮头，在上世纪90年代重构人文精神的声浪中，批评依然紧握着思想的第一小提琴。时过境迁，文学已经让出了时代先锋的位置，批评自然也退出了其思想促进器、变压器的角色。何以如此？ 上篇 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于文学的评判，更应该是对文学的守护、培植和激发。批评和当下文学的相互张力，不应该是批评高高在上地审判文学，批评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同路人，要有宽容、辩护、守护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视野的开放。批评是对价值的价值判断，对思想的思想反思，应该时刻秉持着与创作作开放对话的态度，也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创造出和谐的文学生态。在此一向度上，文学批评家应该秉持某种多元论的价值尺度，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给艺术的自由发展保留空间。文学常常是价值迁移的探索者、表现者，价值结构的重塑者，在价值问题上文学常常是具开放性、探索性的，而不是封闭的、僵硬的、教条的。在我们这个价值重估的时代，更是如此。价值彷徨并不可怕，因为价值彷徨可能是价值重估的开始，可怕的是我们对彷徨的不能容忍。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在价值观念上的确处于一个多元交融、困惑和新生共存的局面中。 一．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价值观同步发展，世界化价值趋向与民族化价值趋向同步崛起 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我们如何选择？从文学的角度，如何评判个人本位的小叙事、私人叙事作品，如何评判民族本位的大叙事的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反复权衡和思考的。欧洲，对二战的反思很深刻，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思是建立在整个人类同时也是个人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二战不仅是受害国的灾难，也是德国的灾难，更是整个人类的灾难，欧洲土地上到处可见的二战纪念碑，时时提醒人们的是战争本身的残酷，他们很少有对“民族英雄”战场杀敌等的宣传，更多关注的是战争对弱小者个人的戕害。相比较而言，我们很少做这种个人本位的历史思考，我们赞美民族英雄、憎恨民族敌人，拥有足够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较少从个人立场对战争本身做出必要的反思。究其原因，我们有集体本位主义的传统，却缺乏个人本位主义对它的映衬、制约、反思，我们的价值结构中缺乏内在矛盾的张力。此外，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困扰了中国文学一百年，今天之所以还要重新面对，是因为“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经验具有了世界性，世界经验在中国也可能找到民族表达”这样一个新的现实。“民族的”开始可以用“世界的”来衡量，即我们的文学是否独特地提供了不仅仅是对本民族，同时还对全人类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本土文学经验世界化”的要义；反之，人类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应该在民族文学中得到关注，如果我们关注的只是民族经验，我们的文学就太狭隘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民族文学应该关心世界性问题，让世界经验得到本土化的表达，这是世界文学经验本土化的要义。从深层价值取向上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建立在民族认同以及国家爱等相对爱的感情之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翻译成白话就是“向西方学习是为了制服西方”，这种思维，妨碍我们越过有限功利去看更为超越的人类问题，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对当代文学和批评的瓶颈意味会更加明显，中国现代史上的爱国主义是由对帝国主义的恨来支撑的，并不能构成我们对“世界性经验”作出精神认同以及中国经验获得世界性、得到世界认同的基础。然而，伟大的文学应该是高标于超越，超越一己之个人曰为集体性，而超越一己之民族和国家，才能曰之为世界性。同情和联结一部分人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文学不可能是真正的世界的文学。当然，反过来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二元文学想象也依然有它的存在理由，帝国主义在今天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新殖民主义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帝国主义的扩张还没有停止。从这点上看，世界化／民族化价值观的博弈依然会进行下去。 二．消费主义价值观和深层信仰同时共存 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区别消费和消费主义。基本需求和奢侈需求是不同的，消费是生活的基本前提，我们有理由让生活过得更好。吃好穿好难道就不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反映吗？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人文精神的丧失吗？我们应对那种动不动就对人民开刀、一味斥责消费主义的人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要反思消费主义背后的主宰力量，看是谁在左右消费政治，左右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反过来，消费是使人获得尊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人的尊严的充分条件是自由而不是消费。当我们被消费所满足时，我们的视、听、说的权利也许正被无形地蒙蔽和消解。这是消费时代，消费主义价值倾向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但是，我也得说，这同时也是信的时代，我们要深入地细致地分析消费和信仰的关系、欲望和精神的联结，有的时候恰恰是前者的发展和完成，提振了后者的需求——信仰有的时候是在消费的止处产生的，但否定消费并不能带来真正的信仰，反过来，承认消费倒可能是深层信仰得以建立的开始。帕克在《美学原理》中说：宗教作为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生活无疑是永恒的，但它的具体形式却是虚构的，因此每一种宗教都必须从信仰的领域转入艺术的领域。希腊的宗教领域早已经转入艺术的领域，美的宗教形态或迟或早要到来。这个过程，也会在我们国家发生：信仰的力量会转化成为美的力量①。 三．乡土精神和都市意识交互作用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传统，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显性文化、主导文化，它浸润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一直充斥着这种农业文明的感伤乡愁以及这种乡愁的自我美化，乡土被描述成充盈、慷慨、生机、梦想、拯救之地；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化一直是他者，悲伤的乡愁使都市他者化，常常，它被建构和表述为匮乏、糜烂、退化、失禁的汇集地。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都市叙事，我们少有看到对都市持肯定态度的正面描述者留下成功范例，反面的倒是不少。20世纪上半叶的新感觉派，他们对都市的感受是矛盾的，海派都市的繁华、热切让他们着迷，但是海派都市的重商、物质、快变、骚动又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对都市保持着既爱又恨的感觉，最终后者占了上风。20世纪中期，典型的都市叙事的代表作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作品中，都市是诱惑性、腐蚀性的，它是革命精神的对立物，这里充斥着使革命者堕落的种种危险。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生代作家开始正面描述都市生活，如韩东、李洱、鲁羊、东西、红柯、毕飞宇、魏微等，他们大多是农村出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毕业留在都市，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市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速变型、由封闭社会向全球化开放社会转型、由群体社会向个体社会转型、由政治意识形态主导向社会商品意识形态主导转型的关节点上，新生代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关节点上，并不能真正融入急剧变革的都市生活，他们大多成了都市新变的旁观者和多余人，因此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观察是有保留的，带着和20世纪初启蒙作家相似的思乡病。如今看来，他们的写作并没有给中国的都市书写留下什么特别重要的成功范例和经验。最近以来，韩东、毕飞宇、红柯、李洱、魏微等向乡村叙事转型，并且在乡村叙事上获得重大突破，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新生代作家虽然大多以都市叙事出场，最后却大多只能在乡土叙事中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成功的都市作品，但是，韩东的《扎根》、毕飞宇的《玉米》、魏微的《一个人的微湖闸》、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乡村作品都堪称杰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观察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视野理解都市。都市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正被色情化（例如《上海宝贝》）、另类化（《顽主》）、妖魔化（都市作为名利场对乡村构成侵蚀，尤凤伟《泥鳅》中农民工在都市受到诱惑而沉沦）、幼稚化和伪浪漫化（中产阶级意味的都市小说大量涌现）。当下的都市叙事之所以不成功，根底是在我们的价值偏见。作者的原因不少，但是，显然中国当代批评界和读者界对都市书写的艰难度和试错性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也是重要原因。他们拥有一整套正统的文学批评价值系统，也认为这套价值系统可以不加改进就适用于当下的都市书写，这使得他们对都市书写试错缺乏谅解，对都市书写的难度缺乏同情。探索性都市书写常常面临他们的种种指控，尤其是道德主义指控，而成为“灾区”，这使得都市书写缺乏宽容、宽松的外部环境，缺乏表现的自由和活力。长期以来农耕文化形成了一整套表述都市的话语模式、结构，这里充斥着各种假定、幻象，充斥着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都市文化对于农耕文化来说是一种异文化，来自农耕文化的都市书写，与其说是实际情况的再现，不如说是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的拒斥性指认的产物，是一种想象地理学，它把都市看作是异文化，构造、生产了一整套说明都市的形象、观念、风俗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修辞性的，具有农耕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在这种话语中，都市被描述为轻义重利、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无意义的、缺乏意志和精神的漂移之地，就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了。在这种背景中，都市书写如何走出困境？都市如何摆脱作为农耕文化的异文化表述领域，改变自己作为文化他者的地位？我们的作家，作为个体叙述者，应该有话语自觉，自觉地意识到农耕文化统照之下，都市话语的上述属性，自觉地对农耕文化以及农耕文化针对都市文化而发明的一整套修辞策略、话语结构、历史等作出反思，要追问自己的话语方式、社会角色、立场，做自觉的价值反思者，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农耕文化和都市文化之间的跨文化、跨语境写作性质，只有这样才能脱离传统都市书写的窠臼，对传统都市书写的合法性、真理性、客观性、科学性作出质疑，创生新的都市话语。我们的写作者要对都市作价值发现和价值承认。当然，我们也要对都市主流文化——市民型消费文化的无抵抗的认同倾向——做出批判，一部分人津津乐道于都市的物质繁荣，对奢侈消费无限热衷，对寄生型都市生活、零余型都市人物无批判地接受，凡此种种，都对当下都市书写及其批评构成价值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