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为依据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制约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

      一、文学批评的不同言说方式

      文学批评是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现象进行判别评价的实践和理论。它是批评家或者相关评论者对于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的一种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言说。这种言说包含着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的话语和文本。正因为审美感受、价值判断和态度表达都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和地域性的，所以，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言说，它的言说方式是随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而变化发展的。因此，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不仅有中西之分，也有古今之别，还有阶级之差。

      从总体上来看，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中西之分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直觉感悟的体悟，西方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古今之别主要在于：古典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一言堂、一元化、舆论一律的独语或者自言自语，现代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则主要是一种众声喧哗、多元共存、百家争鸣的对话或者交流沟通；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阶级之差主要在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一己私利、独断专行、遮蔽真情的矫饰或者言不由衷，人民大众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却是大公无私、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坦言或者直抒胸臆。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应该多方面地考虑这些民族差异、时代差别、阶级区分，不过，在今天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民族差异，或者简单说，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中西差异却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方面。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之间求得一种和谐平衡的协调关系。

      一般而言，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它注重的是，从某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出发，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进行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演绎归纳的逻辑分析，从而得出符合这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的判别评价，或者印证和扩展这种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这种言说方式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就已经形成雏形。柏拉图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对话，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基本上就是为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建构起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诗学》是在总结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和悲剧等文学艺术创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实践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其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作为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就是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理论总结，形成了西方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标本。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又来源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柏拉图就是从理念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来批评文学艺术作为“摹仿”的非真实性，而且他的一些文艺对话录就是以老师苏格拉底与像伊安这样的诗人、理论家的对话批评构成的，或者可以说也就是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本人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实践的记录，也就是运用自己的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包括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来进行批评实践的概括化记录。尽管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很少对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的批评，但是，对于文学艺术现象的规律、本质、特征、起源、发展、功能、构成等等都进行了理性分析的阐释，给后人进行文学批评造就了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古罗马时代贺拉斯就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作为圭臬和准绳来进行批评实践。他的《诗艺》，实际上就是贺拉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对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创作进行一般性批评的理论概括。古罗马晚期的普罗丁(一译普罗提诺)则是运用柏拉图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融合基督教的理论框架、基本原理、立场观点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在涉及文学艺术现象的部分论说之中显示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新柏拉图主义的言说方式被圣奥古斯丁充分发挥，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言说方式则被圣托马斯·阿奎那所发扬到极致。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关于自己年轻时代文学艺术活动的忏悔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其言说方式也就是以新柏拉图主义的美学和文论来反省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主要是一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因此，在西方美学和文论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往往是二位一体的：文学理论是文学批评的根据和准则，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阐发和运用；一个是理性的准则，一个是理性的阐释。这种情况在17、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文学艺术思潮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法国美学家和文论家布瓦罗的《诗的艺术》既是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法典，也是新古典主义批评实践的结晶。其中所谓“三一律”就是一种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二位一体的典型。它几乎成为了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标志，同时它又是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标尺。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和文论家莱辛的《汉堡剧评》，应该说是典型的文学批评文本，但是它同时也是莱辛戏剧美学思想的理论表述。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汉堡剧评》的言说方式就是理性分析的阐释，每一篇剧评都是从一部具体的戏剧作品的分析之中得出某种美学观点和文论观点，或者是作者实际上就是以具体的戏剧作品的分析来阐释自己的戏剧美学思想。莱辛的《拉奥孔》就更是如此了。它从《拉奥孔》的雕塑作品的具体分析，批判温克尔曼的新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阐释他自己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想和文论思想。从启蒙主义美学和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开始，这种理性分析的阐释式言说方式就完全定型和成熟，以后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进行理性分析揭示矛盾而达到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形成了一种“剥葱头”式的发展态势，不断以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否定另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大体上来看，启蒙主义美学和文论及其文学批评内在地孕育了现实主义(莱辛、狄德罗、青年歌德)和浪漫主义(卢梭、赫尔德、青年席勒)的文学批评流派，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前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浪漫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60年代之前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批评，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否定了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甚至连文学艺术本身都在文本化和不确定性的否定之中给消解了。因此，西方文学艺术和文学批评就这样被“剥葱头”而“终结了”，只剩下了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异延”和“播撒”及其“痕迹”。它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非理性主义的，但是实质上却是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

      与此相反，一般说来，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则是直觉感悟的体悟。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基本上没有完整体系的鸿篇巨制，即使是《文心雕龙》那样的大部头著作，看上去非常完整、全面，可是它主要仍然是对文学创作现象的体悟，运用的仍然是中国《周易》式的“象思维”和“喻叙述”或者“象喻”和“比兴”言说方式。刘勰为了他说理的象喻化、比兴化，在《文心雕龙》的整体建构上，以人体比拟文体的直觉体悟的方式，构建了一套所谓“剖情析采”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中作为核心的“剖情析采”的创作论最为典型地运用了比兴之法和象喻之思。刘勰以人体比附文体，对应于人体之神明、骨鲠、肌肤和声气，就是文体的情志、事义、辞采和宫商。人以神明为主，相应文就以情志为先。以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情志问题，相应地形成了位体与含风的问题，这就是所谓风格论。相对于人体的骨鲠，文体要有事义，这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事义与树骨问题的关联，提出了附辞会义和据事类义，形成了所谓文骨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题材论。就像人体仪表的美在于肌肤，文体形式的美同样就在于辞采，这就是修饰文学作品仪表的修辞问题，构建了所谓的辞藻论。人体的声气，似同于文体的宫商，追求文学作品的语调辞气的美，当然不能不研习调协声律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体势论。此外，《文心雕龙》之中的比兴象喻的语言和直觉感悟的体验，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它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的直觉顿悟、象喻妙悟、意念觉悟的言说方式，大体上构建了唐宋之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除了《文心雕龙》这样的个别鸿篇巨制的特例，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主要就是直觉感悟的体悟，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文本形式就基本上没有体系化、逻辑化和完整化的理论著作，主要是语录、对话、信简、序跋、札记、笔记、诗话、词话、曲话、点评、注解、传注。《论语》中关于《诗》的一些片言只语，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些典型的文学批评话语或文本，并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却是儒家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直觉感悟的体悟式表达；它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理性分析的阐释，却内在地蕴含着孔子的儒家美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它是以比兴和象喻的方式言说出来的，却具有直接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尤其是把这些片言只语或者即兴对话放在特定的语境之中，或者经过了历代学者贤人的注释传注，就是言简意赅、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和理论。这就形成了在汉代以后中国传统儒家文学批评理论的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等等“滚雪球”式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的感性化理论表述。像《十三经注疏》中关于《诗经》的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文本形式和理论形式。先秦文学批评，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文学批评，散布于先秦的经史子集的浩瀚文献之中，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先秦诸子著作，都是在有关“仁”、“道”之类的哲学伦理问题的叙述时顺便论及文学批评问题，因而孔孟等人的儒家文学批评思想、老庄的道家文学批评思想，都不是一目了然的理论系统，而是后来的研究者们进行注解、注释、笺注、传注、注疏，而逐步滚雪球形成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文学批评意识觉醒自觉的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专门化的甚至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和文论思想论著，像《毛诗序》，王逸《楚辞章句序》，曹丕《典论论文》，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陆机《文赋》，卫夫人《笔阵图》，郭璞《山海经序》，王羲之《论书》，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谢赫《古画品录》，乃至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这些论著探讨了诗、画、书等艺术的具体问题，以十分感性的方式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研讨了作家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现象。因此，中国审美意识和文学批评思想的自觉化就是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艺术具体问题的直觉感悟的体悟，却没有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完整建构。这种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言说方式一直绵延到近代鸦片战争以前。这种文学批评言说方式的传统，经过隋唐五代、宋金元，直至明、清，一直没有根本改观，即使一些比较大型的诗话论著、小说评点、论画作品也依然承守旧制，严羽的《沧浪诗话》，胡应麟的《诗薮》，金圣叹、毛宗岗的小说评点集录，李渔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袁枚的《随园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直至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都不是体系化的思辨性的形而上归纳或演绎。更有甚者，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论著有大量的诗词体的作品，像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李白、杜甫的论诗绝句，元好问的论诗诗等等，它们本身就是诗性智慧的结晶，充满着比兴、象喻、形象化、诗意化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