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也会有思想政治教育吗？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它不像我们国家这样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是“无其名而有其实”，按照美国教育部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的说法则是：“我们学校的任务就是教学生政治社会化技术，或者叫公民技术。中国叫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叫公民教育，叫做政治社会化。”[1] 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石，而政治社会化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则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理论流派。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源头 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移民为主建立起来的国家，其许多理论都是从欧洲引进的，这些外来的理论与美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 (一)个人主义的幽灵 西方的个人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道德原则。它肯定个人的利益和价值，强调个人的地位和尊严，维护个性的发展，尊重个人自由，也强调个人应负的责任等。个人主义在美国可谓是深入人心，“我们时代的另一特征就是承认个人的新的重要性”[2] (P196-197)。托克维尔认为自私自利是“一种淡然而夸张的爱，它使一个人把每件事都和自己联系起来，要把自己放在世上每件事上”[2] (P197)。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个人主义”在美国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美国人的祖先是在欧洲宗教改革后才来到美洲的，他们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新思潮带到了新大陆。这样，个人主义和民主观念很快就成了一种鲜明的美国特色和民族理想。美国的宪法规定：政府不得干预私人灵魂。美国总统杰斐逊在《建立宗教自由法案》中写道：“不得强迫任何人举行任何宗教礼拜仪式，或资助任何圣地或牧师，也不得由于其宗教见解或信仰而对人身或财产施加限制、强制或折磨，一切人均可自由表明并通过说理坚持其宗教见解，决不可因此而缩小、扩大或影响公民权。”[3] (P297) 在美国社会生活的推动下，爱默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个人主义思想传统。他在肯定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使这种思潮超出了政治、社会和经济范畴，并进入道德与哲学的高度。在爱默生看来，“个人”有四个方面的内涵：个人的神圣性、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无限潜力、个人的自足和个人的自治权。我国学者钱满素教授指出：个人主义在从欧洲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完成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从初始到成熟、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它在美国的成功表明：个人主义的被接受是由一个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机会等诸方面状况所决定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欧洲徘徊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时，美国却在欢庆个人主义的成功。当时，美国北方正在大兴改革之风，但是没有一种社团群体的实验比个人主义更为持久。确实，如果一个社会能允许个人施展才能，愉快地实现自我，那么，又何必要去冒险消失在一个群体之中呢[2] (P211)？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美国人认为自己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情绪异常兴奋和激动。后来海湾战争的胜利更使美国人欢呼雀跃。经历了9·11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起了反恐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进一步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他们认为天下从此以后就是美国的了。正是在这种亢奋情绪支配下，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大大地膨胀起来。 (二)实用主义的理念 实用主义是美国早期移民在征服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早期移民心中有一种“理想”来支持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至于崩溃，但真正使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劳作精神。“没有四个世纪的辛勤劳动，流血牺牲，孤寂荒凉和恐惧担忧，就没有亚美利加的存在。我们创造了亚美利加，而这一过程同时也造就了我们亚美利加的一代新人。”[4] (P2)他们吃苦耐劳、勇往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根植在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向前发展的助推器。“讲究实际的观念部分地来自美国边疆传统，开拓边疆时的艰辛危难，使拓荒者对于一切不讲效率、不切实际的人和事都极为鄙视。不讲空话，不必客套。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般美国人都奉行的准则。”[5] 美国的实用主义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很大关系。新教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他们的尘世活动中，以具体成就来判断事情做得正确与否。北美大陆的移民把尘世的成功看作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受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少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北美大陆的移民们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反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19世纪70年代，托克维尔在考察了美国后惊异地发现，美国人只是“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而在这方面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美国，却几乎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美国人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以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6] (P560)。托克维尔的观察确是道出了美国文化中务实传统对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态度的影响。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6] (P954)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是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很少有幻想或空想。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谈到美国文化中的这一特征时指出：“作为实用主义者，美国人看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实际的目标。”[7] (P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