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这一页似乎要被匆忙地翻过去，这充分显示出当代理论和批评的轻狂。解构主义在西方毕竟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而且广泛地被人文学科所吸收。当代多元主义变得油嘴滑舌，这不过是从解构主义那里搞了点皮毛。而一元论和独断论依然盛行，这说明解构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相反，当代思想文化对解构主义完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折不扣的拿来主义。这种情况就是在西方当代理论和批评中，在文化研究这门超级学科中也随处可见。解构（尤其是德里达）只剩下一些观念和语录片断，解构主义始终被神秘化，要么变成当代诡异的前现代的诺斯替教义，要么变成后当代的思想文化的启示录。但二者都是将解构简单化的结果。在中国，情形显然更难恭维。解构曾经被看成妖魔，现在则被看成常识。解构的命运与其他现代西方理论的命运一模一样，都是被匆忙浏览留下只言片语而后被扔到一边。现在解构被幸运地变成常识，仿佛谁都在解构，谁都身藏这把暗器，或者默记着这句咒语。 解构在中国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这不应该是解构在中国的遭遇，尤其在起源与中心如此坚固的当代场域中不应该被如此轻易地打发。解构是后现代思想文化建构的基础（尽管这二者都反对基础的存在），但经历过一段历史的清理之后，后现代文化也走向建构性，解构本身的建构性也可以发挥出效力。尽管说当代中国的后现代文化建构不可避免要与现代性缠绕在一起，但应该是现代性的那些积极的价值取向融人后现代的文化中，而不是现代性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整合力量在起着绝对支配作用。这需要我们重新回到后现代文化的最初的基地，也就是回到解构，回到解构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去。 一、解构的文学性方法 一九八七年，比利时人奥特温·德格雷夫就德曼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发表于比利时《晚报》上的九十二篇文章指责德曼在德国占领期间有反犹主义倾向。德里达写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保罗·德曼之战》一文，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当然也是在为德曼打抱不平（注：早在1984年，在保罗·德曼去世一周年时，德里达作了关于记忆的讲演。不用说，这个讲演是纪念他的好友德曼的。这些讲演以“memory”为题，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但在1987年，比利时人奥特温·德格雷夫就德曼在1941年2月至1942年6月发表于比利时《晚报》上的九十二篇文章指责德曼在德国占领期间有反犹主义倾向。德里达又写了《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保罗·德曼之战》一文，该文后来汇同“memory”续集出版，题为《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1988年出法文版，由Editions Galilée出版。中文版由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关于这篇文章对德曼的多方面阐释这里不谈，其中有一处提到德曼与解构的关系时，德里达说道：“战后过了二十余年，德曼发现了解构 （注：参见《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第242页，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他最初谈论解构是在《盲视与洞察》这部论文集中，但这部论文集直到一九七一年才出第一版，一九八三年再版，其中的论文如果有谈到解构的话，也不会早于一九六六年。如此说来，德里达称德曼“发现了解构”，只能理解为他把德里达的“解构”引进到美国。一九六六年，他们在美国的赫甫金斯大学一见如故，开始了他们的坚定同盟。但很多研究者把他们看成只是同盟军，力图抹去德曼的解构标签。一位德曼的权威阐释者林赛·沃特斯认为：除了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的开头就“印刻文字”的物质性所作的论述外，德里达对德曼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注：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中文版，第1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这个见解可谓是极端了。鲁道夫·加谢(Rodolphe Gasché)就写了一些系列的文章来区分德曼和德里达不同的文学活动。但德里达本人显然不这样看问题，他认为德曼是解构在美国的中坚，是他的真正同道，是解构的开创者和实践家。德里达说：如果没有保罗·德曼，在美国的解构就不可能是其所是（注：参见《多义的记忆》第129页。德里达同时写道：在德曼著作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可以将这个“内部”分离为：1，他不谈论解构的时刻；2，他谈论解构像谈论一种正在其他文本中进行的操作这样的时刻；3，他像描述解构那样描述自己的工作这一时刻）。在德曼著作的内部，他描述解构就像描述自己的工作一样。 德曼“发现了”解构，这一陈述意味着什么？是德里达出于友情与纪念，把解构的发现功劳归功于德曼吗？但是谁发明了解构了呢？这里使用的是“发现”，当然也不是德里达——德里达从来不会这样认为，解构这个词来自海德格尔，德里达一直是在阅读海德格尔的文本中来展开解构的。但是德曼发现了解构，这个陈述是真实的，是德里达发自内心的诉说。解构是一项发现，而不是发明。不是发现谁，而是发现解构本身。这就是德曼的功劳。这是德里达与德曼一拍即合的地方，而且也是德曼鼓舞了德里达的地方。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解构就在那里，德曼发现了它。德曼一开始就说，“没有必要解构卢梭”，因为他本人已经在解构。这是换一种方式说：解构总是已经在作品中，尤其在文学作品内工作。解构并不像现代性技术工具，在事后和从外部起作用。文本自己解构自己，要记得这一点或这些文本就行了。对于德里达来说，这一陈述是一项生动的隐喻，它表示着德曼的历史本身就像他阅读的所有的文本一样，本身是解构的，解构就存在于他的历史中。德曼发现了解构，解构也解构了德曼的历史性。这样，德里达为德曼找到了逃脱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历史牢笼的最佳方式。历史是解构的，没有总体性，也没有本质。它是延异、替换和非中心化的过程。 但是德曼“发现了”解构——不是一项应急措施，不是临时性的证词，那是理解构之存在方式的发现。解构就在那里，就在文本内，就是在文学作品内。这是对解构的简要陈述。解构尤其在文学作品内，这意味着解构天然归属于文学。德里达之所以对德曼感激不尽，就在于德曼说出了真相，解构就在文学作品内。这使德里达终于摆脱了哲学的梦魇。因为德曼，因为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建立的联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德里达越过了哲学的界线，变得更加理直气壮。 一九六六年，德里达与德曼相遇，这确实是解构主义的侥幸。解构找到，或者说回到文学的家。海德格尔的最后只有孤军奋战在荷尔德林的诗性世界，那是存在之最后境界。但是，德里达遭遇了德曼，这就是解构时代的开启。解构回到了文学，文学是哲学的家园，康德、尼采、海德格尔无不如此，但都没有德里达这么幸运。德里达青少年时代就在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和作家之间徘徊，他结果选择了哲学。但是，在正统哲学界，他一直被看成一个批评家，一个用文学方法来阅读哲学的人。当然，什么是“文学方法”是值得推敲的，不管怎么说，德里达的阅读使用了大量的隐喻，依靠联想，玩弄词藻游戏，任意跳跃，随便转折。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评论，更像是先锋派式的实验文本。很显然，在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中，拆除在场的起源性，把起源与中心看成“补充”的产物，这是他对形而上学最为有力的解构，由此也使在场的权威性，使在场处于中心的地位受到严重动摇。通过发现隐喻、替换和补充的游戏，任意颠倒等级，让词与词进行嫁接……所有这些，都是德里达式的文学阅读方式，用文学方式来阅读哲学的方式，他是用文学对抗哲学的人（注：马克·爱德蒙森就用这一表述作为一本书的名字。“文学对抗哲学”，这倒是道出了解构策略和方法的奥秘。《文学对抗哲学》，中文版，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要了解他的对抗之所以有效并且进行得如此彻底，就有必要理解他的“补充”（或替补）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