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钱竞、邵燕祥、何西来、杜书瀛、刘心武、白烨 主持人：何西来 时间：1995年7月17日 地点：北戴河石油管理局培训中心 回到“五四”，走出“五四” 何西来（以下简称“何”）：今天谈的是又一个重要话题。我们现在讲的文学传统，是两个文学传统：一个是古代文学传统，另一个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对“五四”的传统也多有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五四”有一个定性结论。此后的新文学研究，大致上也据此而展开。 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实绩和进展，都与对“五四”本身，对“五四”以来重要人物重新评价有关。其中，也包括对鲁迅的再研究。由于研究观念、方法的变革，对鲁迅的认识，更全面了，更深入了。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今天探讨的人文精神与“五四”人文精神的传统有何联系与分别。另一个问题是对鲁迅的评价，几代人疑议不大但也颇有不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人。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要人物的评价，曾经存在过不公正，例如对胡适。 杜书瀛（以下简称“杜”）：我们文学所的胡明，有一部80万字的《胡适传论》已申请资助，不久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何：当年毛泽东在批胡适时讲过：胡适的贡献问题过二十年再说。可见，当时的批判出于特定的形势和政治需要，颇有不合实际之处。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对林语堂，对周作人等，也都有了深入研究，有了更切合实际的再评价。最近安徽师大一位叫刘锋杰的青年讲师，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其中也显示了人文精神和眼光的扩展。六大批评家是这样选择的：头一个是周作人，依次是茅盾、梁实秋、李健吾，再下来是胡风，最后是周扬。这个作者搞这本书，前后花了十多年，很努力，书很快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白烨（以下简称“白”）：已经出版的北师大罗钢的《历史汇流中的抉择》、北大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都是重写现代文学批评史方面的力作。两部著作无论是微观的“点”，还是宏观的“面”，都不仅仅着眼于所谓的主流批评，而是从各家对于文学的特殊认知和特殊影响入手，着意在多元竞存互补的格局中，去描述和分析批评的“合力”。 何：最近徐中玉写了一篇文章，对一些研究者评价周作人过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应对周作人的失节曲为辩解，因为他的当汉奸，并非事出偶然。重新评价五四人物，你这样看，他那样看，形成某种学术张力，是很正常的。 杜：对周作人在民族大节上的污点，当然不能原谅。但是，还是应该对其文学上的成就予以公正的肯定，甚至给以较高的评价。他的散文是很有魅力的。他在文学上是有贡献的。而且，那些成就是在当汉奸之前。所以，要具体分析。鲁迅有鲁迅的贡献，周作人有周作人的贡献，对每个人的贡献都应充分肯定。 何：还有一些问题，如关于五四运动的民主和科学精神问题，从“五四”开始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以及文化现代化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等，都和我们的讨论关系极大。也是当代史学界、文学界关注的重点。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些方面作些探讨，给我们两天以来的对话增加一点历史的深度，尽可能立体化。 邵燕祥（以下简称“邵”）：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对回到“五四”持批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是回到“五四”，而是从“五四”再出发。几十年来，很有些现象已经是从“五四”后退了。我看现在的多少路“特异功能”下山，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鲁迅当年抨击的扶乩之类现象，这还仅仅是从封建迷信的角度来说。“五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多元格局。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有左、中、右。“五四”之所以形成摧枯拉朽的潮流力量，恰恰是从几个方面聚集了代表新文化的社会势力，特别是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五四”人物也都有过在不同思潮中摸索的过程，但是我们对这些思潮，尤其是对影响很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缺少认真的研究，只一般地当作反动思潮、反动势力对待的。 钱 竞（以下简称“钱”）：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实际上是和社会主义思潮卷在一起的。 何：在国际共运史上，巴枯宁和马克思也一样有分合的问题。 邵：到当代就不这样提了，在文革中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意思就是指“动乱”了。这就把问题简单化了。 杜：对许多问题，包括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等问题的评价，还是应该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之一。 邵：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而言，要举“五四”代表人物，只举一个鲁迅不如举几个人，比如说，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对胡适，我们以往很少肯定他的功绩，而只是批评。 钱：批评点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即对“主义”方面的批评，因为他讲“不要迷信共产主义”之类，这在我党成了执政党之后，当然是犯忌的，非得好好算算帐不可。 邵：在“文革”前，革命博物馆陈列的照片就把蔡元培略掉，因为也犯忌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是他在“四一二”以后“清党”时作为元老派…… 钱：和吴稚晖他们一起成为“清党”的主导设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