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现在就是思考现代性，这个看似过于简单的说法其实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自6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几乎成为西方哲学、史学、美学、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和热点问题，它吸引了众多思想家的注意力。再加上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更是纷繁复杂。在中国，90年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学术界对近代以来的文化转型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争，人文精神的讨论，文化本土化的论争，甚至关于新诗评价问题本身，都和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更广泛的问题也逐渐纳入了现代性的视野，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从大众文化新潮到如何看待传统文化，都以某种方式与现代性这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纽结在一起。更进一步，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历史进程，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胁迫下进入现代化艰难旅程；另外，当代现实已处在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之中，吉登斯所说的、“远距作用”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的现实状况。于是，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清理、批判和借鉴，进而逐步确立中国独特的现代性思路便显得尤为必要。 作为一个问题，现代性已有很长的历史了，有人认为至少可以追溯到卢梭，还有人认为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甚至中世纪。现代性的问题史，在我看来有两层涵义，第一是现代性作为社会实践发展演变的历史，第二是对这一发展史不断认识和反思的历史。前一个问题涉及到现代性起源于何时，如何发展演变，有哪些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又面临着什么问题等等。后一个问题则是现代性的理论思考的历史，诸如现代性的问题是怎样提出的，有哪些不同的理论主张，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承续或递变关系等等。 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性的问题史也就是如何提出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来展开。首先，从共时的层面上说，现代性是如何被提出来并加以界定的，换言之，现代性大致有哪些不同的规定和研究路径。其次，从历时层面上说，可以将现代性的问题史区分为不同的阶段，通过这些阶段不同主题和观念探讨，把握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及其演化的逻辑。现代性的问题史考察依据具体的历史分期，不同的分期揭橥了现代性问题的不同特征。在我看来，现代性的问题史自启蒙运动以来，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阶段。 现代性问题史的发轫期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现代性阶段，大致是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现代性问题逐渐形成，其理论的基本范式是一种转变论或过渡论，亦即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从传统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并开始思考这一转型的不同意义。在这一阶段，宗教衰落而启蒙运动高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渐趋形成，社会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分化过程，新生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大革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而艺术与日常生活实践尚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艺术成为宣传启蒙精神的重要途径。用美国学者杰姆逊的历史形态学术语来描述，这一时期大致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而对应的文化形态则是现实主义占主导的文学艺术。用霍布斯鲍姆的概念来说，这是一个“资本的年代”和“革命的年代”。这一时期对现代性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家有许多，尤其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 也许，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1727-1778)。有人认为，卢梭乃是现代性批判传统的源泉，这种传统从怀旧的幻想到自我审视的精神分析，再到参与性民主等内容庞杂。他的痛苦既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也来源于对现代社会的转变的敏锐反应。卢梭通过宣布欧洲正处于“深渊的边缘”而使他的同时代人震惊，他深刻体验到一场社会旋风的到来。卢梭借《新爱洛依斯》中的普乐，描述了当时人们对现代的复杂反应。卢梭对现代性的反应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一方面注意到科学理性精神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以怀疑的态度去审视变化了的世界和所谓的进步。他在《爱弥儿》一书的一开始，就提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完全变坏了。”（注：卢梭：《爱弥儿》第5页，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这深刻地表达了卢梭的疑虑，人类在其“进步”过程中取得了一切成就，无论是知识、艺术、精致的生活等，非但没有赋予生活以新的价值和意义，反而被剥夺了意义。文明人割断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主题后来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旋律。“我们种种智慧都是奴隶的偏见，我们的一切习惯都在奴役、折磨和遏制我们。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注：卢梭：《爱弥儿》第15页，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在卢梭看来，文明的进步和成就不过是幻觉和虚饰。他认为现代文明所创造的理性和智慧并不是人的价值所在，真正重要的是人的道德精神或德性。文明导致了私有制和不平等，侵害了人的自然倾向，但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一种人们所误解的“原始主义”，即回到蒙昧时代。相反，他发现要解决现代性过程中人性的冲突，就必须引入“自然”和“自然状态”的观念，由此恢复人的德性和意义。因此，“自然”并不是愚昧原始，而是他的理想乌托邦，是他解决现代性困境一条路径。很显然，与那些乐观的启蒙主义者迥异，卢梭在社会转向现代过程中更多地是注意到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并为此忧心忡忡。也许卢梭本身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一种象征，它预示着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种种可能性的宏大规划，卢梭的敏锐反应不啻是个人的感悟，但它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后来的现代性批判基调，成为现代性自身冲突的一个标志。查尔斯·泰勒说得好：“卢梭是大量当代文化和自我探索的哲学的起点，也是使自律的自由成为德性的关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注：泰勒：《自我的根源》第559页，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