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的论争中，很自然分为本质派和建构派。前者把经典定性为它的内部属性，后者则认为经典是权力建构而来。其实二者皆有偏颇。作为传世的优秀文化遗产，从其文本自身说，它必须具备某些特殊的属性和品质，才有可能被读者接受，在历代甚至世界范围内拥有读者，受到重视，并对人类文化的建构和传播发生重要影响，做出贡献。然而，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如汗牛充栋，毕竟不可能全部流传下来，失传于世的亦不可胜计。即使流传下来，真正对历代不同地域和族群的读者形成重要影响、对人类精神文明发生重大作用的更是少之又少。精神产品具备了某些特殊的属性和品质，还只是具备了进入经典的文本条件，而能否成为影响读者和人类精神文明的经典，则缘于来自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因缘凑合。俗语说：是金子总要发光。但是对于精神产品来说却未必完全如此。陶渊明死后一百年才被发现，到宋代才确定了他经典作家的地位。这一百年间，就是陶渊明这块金子被埋没的时期。因此，研究经典，我们不能不研究经典是如何被传播而确定的。在这方面，经典建构派确实做了很多极有启发意义的工作。旧有的时间检验说和跨地域跨族群说，确实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即把经典视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形成的。而建构派认为：时间检验说是虚构主义的，是研究者想象出来的。而跨地域和跨族群说，则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脱离现实的。这些理论都有其匡谬纠偏的贡献。我们承认经典有其普适性，而且认为这是使经典得以超越时代和地域、族群而流传的基本品质。但是，经典的普适性不是自然被读者接受的，是经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族群读者阅读、选择而最终被确认和接受的。阅读和选择的过程就是建构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效法迈克尔·泰纳一再追问，在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使时间发挥作用的事情，考察在时间之旅中读者的阅读行为、阅读选择。 按照建构理论的观点，经典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建构起来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既然是建构，就应该是各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其中也应该包括精神产品文本自身的条件。然而一般来说，建构派是不承认文本自身作用的。建构派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权力的竞争。这就有陷入到另一个极端的可能。而且，影响经典的传播与确定的因素，用权力是不能完全涵盖的。有些并不表现为权力，不能完全用政治的眼光来讨论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我们丝毫不怀疑权力对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对经典的影响。但是诚如诸多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对经典的传播与建构有影响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来自学校和文化部门(不是指文化部那样的权力部门，而是指中国特有的文化事业单位，如某些媒体、图书馆等。文联和作家协会虽然也是文化事业单位，但是实际上所起的则是权力部门的作用，也应该是权力部门)对经典的影响。学校和文化部门对经典的影响，并不全部或直接表现为和政治相同的权力干涉，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又确实带有权力的因素和色彩，我们姑且称之为亚权力。最后，还有普通读者的阅读选择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中的作用。普通读者，在经典的传播与建构中发挥的是最终决定作用，但是很遗憾却被研究者忽视了。总之影响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二、亚权力的介入；三、读者的选择。而本篇文章重点探讨的则是政治权力与经典的传播与建构的关系。 在此方面，经典建构的理论已经有了大量的论著。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所关注的是一个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所带来的经典的变化。如佛克马和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就是如此。他们认为，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所促成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在思想方面的权威性受到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随后的漫长的世俗化进程为一类更具多样化的经典创造了空间。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在法国恰好与旧王朝的覆灭相吻合，它表明了世俗化进程的一种延续性和对传袭下来的政权形式的一种侵蚀。19世纪带来了首批面向民主政治发展的战战兢兢的尝试，这时，经典的进一步多样化和扩充以及一种较不严格的关于经典化的概念具有了可能。”①“现在必须探讨的问题是，当前在欧美所产生的经典的构成方面的危机是否与对现有的教会和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侵蚀有关。我们可能会愿意给予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回答，并且大胆地提出下述假设：世俗化进程的完成(或近于完成)和民主协商对君权的取代使得文学经典有可能成为一种遗物——对信仰它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象征之物，而对怀疑主义者来说它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古怪玩意儿”②。除了作者关于经典未来的预测尚待探讨之外，总体上看以上的描述是基本符合欧洲经典发展历史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总会有新的经典的诞生和加入，也会有一些旧的经典的淡出。但是这样的考察还仅仅是大体的描述，对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还应有更具体的考察。 无论古今中外，历来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经典，试图利用权力对经典的形成和传播形成影响。所以考察经典与政治的关系，当然首先要特别关注政治权力对经典地位形成及传播的干扰和影响。然而，政治权力对经典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影响经典？还需要有更加实事求是的考察与评估。从政治的视角来考察经典与权力的关系，可以发现，经典其实并非如建构派所描述的那样，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紧密的同流关系。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应该是两种关系：同流的关系：经典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并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如中国古代的五经；异质的关系：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甚至形成对抗。正因为如此，一般而言，考察政治权力与经典的关系，既要看到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影响，也要看到经典的独立性才较为全面。 一 政治权力干预之一：禁毁经典 政治权力对经典的干预和影响，首先表现为权力对经典的禁毁。这似乎很残酷，也似乎耸人听闻，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阅读是一种力量，不消几个字就可以造成风吹草偃之效”③。阅读的力量，来自书本的力量，尤其是经典，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甚至蕴含着真理，自然会有对抗专制和压迫、驱除蒙昧、启迪民智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精神产品，报刊检查制度就是一种阻挠经典流传和维护官方权力的方法。“因此，各种花样的检查制度就是施展控制力的必然结果；而阅读的历史就被检察官一连串似乎无止尽的烟火所照亮，从最早的莎草纸卷到这个时代的书籍”。“斯坦贝克、马克思、左拉、海明威、爱因斯坦、普鲁斯特、威尔斯、海因里希·曼、杰克·伦敦、布莱希特与数百位其他作家，都受到类似的墓志铭文般的致敬”④。即使在号称自由的美国，“我们的许多极富文学价值的著作——例如《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愤怒的葡萄》、《汤姆大叔的小屋》以及《第二十二条军规》等，都在这个或那个时期遭受过查禁”⑤。纵观西方书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经典的传世史，就是一部经典的焚书、禁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