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4)03－0132－07 美国新批评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风靡全美大学校园，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在30年代的美国营造出了一个“红色十年”，继而绵延不绝，其主导力量首推纽约学派①。纽约学派的态度不乏实用主义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剂猛药，用来医治当时病已垂危的美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化”[1]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纽约学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学术立场。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批评派盛衰同时，其代表人物之间既有交往又有交锋，学术观点的相互对立与借鉴颇为耐人寻味。 尽管纽约学派的激进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缺乏政治运动的根基，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纽约学派对“政治”的界定有关。费德勒(Leslie A.Fiedler)指出，纽约批评家眼中的政治仍然是欧洲意义上的政治。“那种古老的政治热情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存在着：深信艺术扎根于社会一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那个社会一并且必须从那些根源出发来加以探讨；深信难以消除的世俗主义远比一度支撑它的那些革命信念存在得长久”[2]。与这样的政治维度相交融，纽约批评家所拥有的历史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也就共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批评视域。如果说纽约批评家是政治的，则表现为他们及时响应历史的变化，具有宏大的文化视野，把历史中的文化变迁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广阔背景。 就文化建构而言，文化中应该包含着严格划分出来的政治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政治内容不会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相隔绝，而是必须融入完整的个性创造当中[3]；就文学批评而言，政治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维度，也必须纳入整个文化价值的评判体系之中。因此，纽约学派对于激进主义的真正贡献，并不是关于政治思想的，而是关于文化思想的。拉夫(Philip Rahv)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唯一权利，就是文化的精神捍卫者，“文化是他们惟一的不动产。他们守护着文化价值，既是养育者又是开拓者”[4]。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守望欧洲文化，还是50年代的重整美国文化，进而凸显犹太文化，纽约学派的思考重心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走向成熟，以及不遗余力地拓展文学批评的文化视角。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建构，就是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极有创见的理论贡献。文化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通常不会接受纯粹的外部批评的介入，然而，一种文化内部的反思却常常成为文化自我更新的强大推动力。面对着欧洲文化传统的熏染，以及美国文化传统的重寻，纽约学派必须找到具备自己独立个性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定位。特里林对于个体与文化的关系所持有的辩证态度，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他提出，个体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必然受到该文化的制约；同时，个体与它所从中产生的文化又是相对立的，它与文化展开抗争且有可能超越特定文化的控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还是犹太身份、心理分析的探讨，它们本身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都是特里林追寻文化身份如何建构的思维路径，而不是他理论思考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阿诺德和弗洛伊德也具体提出了关于自我界定的有益模式，但特里林独出机杼地以“失重(weightlessness)”来形容知识分子的文化处境[5]。纽约批评家正是由于处在这种失重的状态之下，才会摇摆在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边缘，才会产生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疏离感，才会追求具有综合平衡特质的成熟的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 为了追求美国文化的独立和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曾对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人的文化意识展开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发端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运动(American Studies Movement)”功不可没。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的《美国思想史(1620－1920)》(1927)一书被奉为美国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40年代—60年代正值这一运动的发展鼎盛期。吉恩·怀斯(Gene Wise)指出美国学运动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以下方面，即美国存在单一的“美国精神”；“新世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精神；美国精神存在于每一个美国人身上，但集中且系统地体现于美国思想家的论著之中；美国精神是美国历史的永恒主题；美国学推崇美国的高雅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他还明确赞同，文学批评家对这一思想史理论的接受就是出于“对形式主义的反抗”[6]。纽约学派选择跻身于这一洪流之中，其文学批评凸显历史意识也就是必然的逻辑。 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优势，如对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的敏感，纽约批评家才能与其他美国先锋派的拥护者，尤其是美国新批评派，区别开来[7]。纽约学派强调历史的连贯发展，坚信存在着一代无与伦比的现代文学大师，并且与美国批评界的其他学派相比，将这些作品放置到了更重大、更紧要、更有价值的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不仅看到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保持了长久的表亲关系，也看到美国文学在南北战争之后开始对欧洲文学发挥影响，踏上了通往欧洲的文化之旅。卡津(Alfred Kazin)曾骄傲地宣称，“薛特尼·史密斯之类的欧洲人，再也不能如是发问了，‘谁要读美国作品呢？’在一九三三年以后，谁还可以不读一点美国作品呢？”[8]纽约批评家帮助完成了欧洲文化美国化的进程，但最终目的却在于推动美国文化的独立自主和欧洲化即世界化进程，揭示并论证美国精神的历史连贯性和社会一致性。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1949)一书中专章阐述了对于文学史的看法，从形式主义批评的立场出发，突出了文学史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史必须是关于这种艺术的历史，即“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进化过程”。他们强调文学不是人类社会、政治或智识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主张一个文学时期应该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文学史就是这个价值系统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的历史。因此，关于“作为模式规定着具体作品的写作”的文学类型的历史，才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领域”。美国新批评派所强调的传统，也就是这一意义上的传统。艺术家的独创性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利用先前的艺术家的成就，因为“在一个特定的传统内进行创作并采用它的种种技巧，这并不会妨碍创作作品的感性力量和艺术价值。”于是，文学史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确切地位”。尽管他们承认文学传统的变革既有文学既定规范枯荣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智识和其他的文化变化的外在原因，但还是坚持“文学与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是远为间接的”，“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9]。这样，美国新批评派终究还是把历史逐出了自己的文学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