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3)04-0114-06 一、20世纪西方文论的简单回顾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丰富多彩，发展迅速，高潮迭起，更迭频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前的文论，成为西方20世纪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促进了西方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理论，其根本特点是把人本身当做哲学研究的对象、出发点和归宿，旨在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索世界的本原。这一哲学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批评，因此涌现出了人本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如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表现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现象学、存在主义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流派。这些批评流派都基本上以人为本，例如象征主义诗论非常重视人的个性、个性的心灵活动和精神活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重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则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把人的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则非常重视主体的艺术和审美经验在文学阐释和艺术审美中的能动作用。科学主义，是以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哲学理论，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科学性。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中涌现出来的批评流派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这些批评流派受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的“文学性”——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结构、语义，注重揭示文学文本表层结构底下的深层结构或意义。 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作家转移到重点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第二次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转移逐步推向高峰。 当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第一是非理性转向，这主要反映在人本主义文论中，这类文论深受19世纪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唯意识论的影响，把文学批评的目光从传统的理性原则转向长期以来一直被人所忽视的非理性方面，如表现主义批评对直觉的重视、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对潜意识领域的开拓等。二是语言论转向。它主要表现在科学主义文论中，这次转向受20世纪兴起的语言哲学和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将文学批评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语言、语法、修辞、格律、文体、风格、结构等“内部规律”的研究上，反映出文学批评由所谓外部研究“向内转”的倾向，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等，都从不同方面突出了语言论的中心地位。第三是文化学转向。这一转向发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时侧重语言形式的文学批评已开始越过它的全盛期，人们逐渐感到了这种文学批评的弊端，于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们开始抛弃以语言本身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转向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机构、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1]的研究。体现这一转向的有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论、当代女性主义文论及近几年新崛起的文化研究等。这表明，当代西方文论走上了一条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最后又回归外部研究的道路。 二、新世纪西方文论展望 1.文化研究 上文提及当代西方文论的第三次转向时，笔者曾提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末以来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它将成为新世纪的显学之一，在新世纪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这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及文学研究的特色所决定的。 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一个范畴，有时与文明同义。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跨学科或多学科的文化理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迄今为止，还无人为它提供一个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研究对象上看，文化研究的内容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族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人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2]。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杜灵(S.During)在他编选的《文化研究读本》的导言中指出：“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3]罗纲、刘象愚在其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中简单勾勒、归纳了文化研究的五大倾向：(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4]。 文化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批理论家。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以及E·P·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其奠基之作。 文化研究虽然在学科之间游走，但也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第一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文化研究者力图把它建设成充分自律的学科门类。“多元文化主义”是其中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表述。研究者把研究的视角和兴趣拓展到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性、文化身份等方面，例如，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并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作了以下归纳：(1)文化研究的历史。(2)社会性别和性。(3)民族性与民族特征。(4)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5)种族与少数民族。(6)大众文化及其对象。(7)自我认同政治。(8)教学法。(9)美学的政治性。(10)文化与文化机制。(11)民族志与文化研究。(12)学科政治。(13)话语和文本。(14)科学、文化和生态系统。(15)重审历史。(16)后现代的全球文化[5]。文化研究反对对于任何文本的封闭式阅读及某一视角的解读，它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特定时期将特定的方法综合进自己的研究，“任何方法都没有什么特权，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任何方法”[6]。由此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由注重语言论的内部研究转向面向文化的外部研究，研究对象也由经典文学或精英文学转向处于边缘的女性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第三世界文学、通俗文学及大众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