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象征则是其总的结构特征和艺术倾向。这可以从现代主义的诗学主张“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中得到证实。综合三种界说，本文认为，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这个结构是双重的，并且重合在能指的象征本体层面。象征体既自足，又以其隐喻和暗示能，预示着象征的深层精神内涵。这个意义结构在功能上具有象征的通约性和统摄作用，使现代主义诗歌与生命形式同构，融通生活世界，并向神话历史延伸成为可能。而这种同构、融通和延伸，是在诗歌文本的象征结构中自主实现的。这种体认在大量的现代主义诗歌文本研究中获得，并升华为一种诗学模式。这一模式使结构与功能在现代主义诗歌文本中具有不可剥离的特性，从而达到诗学理论和艺术倾向的互动和契合。 一、象征界说 现代主义诗歌从它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出现，就紧紧地伴随着对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及理论的译介、学习和理论倡导与艺术实践的紧密结合。当时《新青年》、《新潮》、《时事新报·学灯》、《诗》和《少年中国》等报刊纷纷刊载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和评论。有人统计，仅《少年中国》在1921年前后近一年间就发表了7篇介绍文章，翻译了部分作品，出了两期《诗歌研究专号》，系统地介绍了法国象征主义理论与作品。可见规模之巨，影响之大。而译介、借鉴和学习，大都紧紧围绕着一个核心话语来展开，那就是象征。并相继出现了关于象征的不同角度的解说。总起来看，包括对应契合说、感觉交错说和象征比兴说。 对应契合说：这一观点的来源是法国象征主义代表人物波特莱尔。在他之前，18世纪瑞典神秘主义哲学家安曼努尔·斯威登堡认为，在大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神秘的互相对应的关系，在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之间存在着互相契合的关系。波特莱尔从他和18世纪德国浪漫派作家霍夫曼的“应和论”，还有法国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丽叶的“相似论”那里充满想象地发展来了“对应”的理论。在他看来，宇宙万物都有一个隐蔽的意义，就是在可见事物上附着看不见的事物。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能互相感应、契合。这是两个世界，在“我们的世界”的后面，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诗表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东西，即只在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东西。”象征能够洞见这两个世界的整体性和相似性，洞见自然中的万物之间、自然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各种艺术形式之间有着隐秘的、内在的、应合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发生在一个统一体的象征中的。他的著名的十四行诗篇《应和》，集中、精练、形象地表达了这种理论。梁宗岱这样阐释波特莱尔的“对应”和“契合”的象征理论内涵：“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所谓“对应”，便是“我们底最隐秘和最深沉的灵境”与“时节、景色和气候”的“很密切地互相缠结”。是“一首诗的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两个“对应”的世界的“契合”，就是这样的一种“融洽无间”而又“含蓄无限”的“互相缠结”的状态。① 感觉交错说：这一理论同样来自波特莱尔的“对应”“契合”说，他曾谈到，“斯威登堡早就教导我们说天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一切，形式，运动，数，颜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应和的。”②他在《应和》这首诗中，揭示了人的各种感官之间的相互应和的关系，声音可以使人看到颜色，颜色可以使人闻到芳香，芳香可以使人听到声音，声音、颜色、芳香可以互相沟通，交错感应，感觉由此沟通了精神。王独清在写给穆木天和郑伯奇的信中谈到，“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的工作便是锻炼我们底语言。我很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语言完全受我们底操纵。”“我近来苦心把‘色’与‘音’用在我们语言中”。他把这种“色”“音”感觉的交错，叫作“色的听觉”(Chro matic audition)。梁宗岱则指出，“象征底森林，里面不时喧奏着浩瀚或幽微的歌吟与回声；里面颜色，芳香，声音和荫影都融作一片不可分离的永远创造的化机。”而“颜色、芳香和声音底呼应或契合，是由于我们底官能达到极端的敏锐与紧张时合奏着同一的情调。” 象征比兴说：这一理论来源于中国古代诗学。周作人说，“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我们上观国风，下察民谣，便可以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④从这段话我们看到，他把“兴”与象征等同起来，看作是种比“赋”和“比”更“有意思”的传统的文学方法。并且强调与西方象征主义艺术的融合，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新诗，可获成功。20年代初，闻一多也把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隐”、“象”、“兴”同西方诗学中的象征、意象联系起来，为中国现代诗学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借鉴。梁宗岱的观点，比周作人和闻一多更接近象征的本体意义。他以为，按照《文心雕龙》的理论观点，“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拟义。”而“象征底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把我们底心情印上那片风景去，这就是象征。”曾被誉为象征派代表诗人的李金发，以他的“新奇怪丽”的独特声音，实践了他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效仿，同时他也并不满足于此，在《食客与凶年自跋》中他曾说过，他要沟通东西诗歌的“根本处”。这个“根本处”就是“比兴”和意象的象征作用。 从以上的三种关于象征的理论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象征包涵着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可见的事物”，是能指。一个世界是“不可见的精神”，是所指。这两个世界并不是两相兀立的，而是以暗示、隐喻、交感契合在一起。比兴与象征意义相近，却不相同。比兴，是“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精神”这两个世界之间契合的方式。象征则就是能指与所指所形成的全部有意义的关系和结构，就是“文意完整”而独具精神的“句子”。如果把上面三种界说综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对象征有个整体上的把握。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三种关系上来做一番考察。我们先来看看象征与意义的关系。意义与象征有一种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索绪尔指出，能指与所指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随意的，一种是有意义的。象征总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有意义的关系。这就是说意义决定着象征的存在，意义永久地蕴含在象征中，“象征有一种间接表达意义的特征”，而意义“且不能为理解所穷尽，象征会不断地与解释的语言环境发生新的意义关系。”“象征被理解为意义不可穷竭的灵感源泉，因为它是在一个有限的表象世界中，以象征开辟出了一个无限的意义世界。”“象征拥抱着意义的整体。”⑤这个“世界”，这个“整体”，就是能指与所指所形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关系系统，一个结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象征是一种意义结构。它的意义的“间接表达”和其“不可穷尽”的特征，构成了诗歌象征的全部丰富性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象征与意象的关系。“可见的事物”暗示“不可见的精神”，这样的界定，既适合于象征又适全于意象。那么，它们的差异在哪里？它们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从意象的角度来说，象征是意象的“不断的重复和持续”，是意象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我们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到的“总体意象”和“主题意象”即属此类情况。现在，我们从象征是一个意义结构的角度来看，意象就是这一意义结构里的核心铸件，意象既体现着象征的意义，又受到这一意义结构的规约和笼罩。就如同汉语的词语之于句子，有时一个词语就是一个句子，但它仍然起到的是句子的作用。再次，我们还遇到了第三种情况，那就是象征作为一种诗学理论的意义结构和作为一种研究对象的艺术倾向的关系。这里，我也用“契合”这个词来表述我对这种关系的看法。这个“契合”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契合，其中包含着一般与个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则是超越形式内容二分法和拓展本文意义世界的努力。当然，这只是一种意向和预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