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话体传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载有多种形式的对话，《论语》实际就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但是均主要讨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修身养性等等，只偶或涉及文艺。在后来漫长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也不曾出现类似西方柏拉图式的专用对话体写就文艺批评的《文艺对话录》。而当历史进行到20世纪末期，在中国，对话体批评忽由地平线上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酿成一派蔚为壮观的景象。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与表征呢？ 一 很显然，“对话”的诉求已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时代精神。如果说巴赫金、哈贝马斯的现代“交往对话”理论和托多洛夫“对话的批评”思想都是产生重要影响的驱动力，毋宁说它首先是发自于中国文学批评现实土壤上的实践。因为在以上诸人思想著作译介之前，对话体批评就以感性实践形式出现在新时期的批评中了。 就笔者视野范围，新时期最早的对话体批评大概要算吴亮的《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上海文学》1981年第12期）。在人们还未意识到对话体的意义时，吴亮是怎样想到用这一体例来阐述自己对艺术问题的看法的呢？“一九八一年初，我在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一篇题为《我看世界》的对话体短文，记得是发表在一份由某个文化馆办的刊物上。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缘，想不到它居然刺激了我的思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的思考一直无法明朗化，于是我就把它写进了‘对话’，把未能形成结论的思路呈现于外，为一种‘过程’的引力所诱惑，可能是我从那之后不断写对话的一个驱策——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只是意识到自己常被两种相反的声音缠绕着，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记录它们的彼此交谈而已。”（注：吴亮《答友人问》，《批评家》1986年第二卷第四期。）这是主体实践需要与悟性灵思碰撞下的选择，显示了批评者对批评内在要求的感悟与适应。 稍后成为吴亮等的同道者并凸现出对话体批评效力的，是1985年底随着“新方法论”、“主体性”等文学观念方法的大讨论与变革中出现的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1986年第3期）。此时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大大打开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文化品格、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批评观念的追求。这篇对话体批评带有浓郁的“新”与“现代”的色彩，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话体以众多声音的差异、交流、互补构成一种合力的姿态，显示出了这一思想观念的长久酝酿与分量。反过来，这篇对话体也提高了对话体批评的地位和魅力。在此期间，不仅吴亮从1981年起陆续写的系列“对话”结集为《艺术家和他友人的对话》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出现了《南北青年评论家对话》（《语文导报》1986年第11期）、《文学的与艺术的情思—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对话》（《人民日报》1988年4月12日）等，从而使对话体批评在理论批评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波，使更多从事文学研究、批评的人们越来越注意并重视这一种新鲜的有力的批评方式。 从此，对话体批评便以一种“新批评”之貌频频出现于报刊杂志流行起来。90年代，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达到高潮。尤其1994年前后围绕“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几年，许多学者、专家参与了对话体批评，使一些富有思想深度和前瞻性的思考得以表达交流。诸如朱向前、陈骏涛《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与互补》（《飞天》1992年第6期），蒋孔阳等《立足高标准，反对平庸》（《文论报》1993年1月2日），王光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谢冕等《理想的文学史框架》（《上海文学》1993年第8期），李陀等《漫谈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钟山》1996年第5期），王晓明等《民间文化、知识分子、文学史》（《上海文学1994年第9期》），傅杰、王元化《关于近年的反思答问》（《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孙绍振、夏中义《从工具论到目的论》（《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第6期），王光明等《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15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丁帆等《晚生代：“集体失明”的“性状态”与可疑性话语的寻证人》（《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王干等《“新状态文学”三人谈》（《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王蒙等《多元与沟通》（《北京文学》1996年第8期），钱谷融、殷国明《关于论（论“文学是人学”）》（《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等。对话体批评在整个批评中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显著的。对此，杨扬在《90年代批评文选·序》中作了概括：“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形式的最大改变，就是由多人参与的对话体批评的流行，而且，对话成为90年代文学批评表达批评家文学思考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90年代那些较为重要的问题，那些有着较为广泛社会影响的批评话题，都是通过对话的形式表现和传播开来的。诸如，后现代问题、女性批评问题、传媒与大众文化问题、市民社会和都市文学问题、新生代作家作品、晚生代作家作品及70年代生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到不同群类批评家，以一种沙龙谈话的方式，最简洁、也最快速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注：陈思和、杨扬编《90年代批评文选》第10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二 对话体批评何以在此时异峰凸起？ 笔者曾就此与友人探讨，答曰社会转型期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此言似有道理。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其转型、开放之程度并不亚于时下，为何鲜见对话体批评呢？看来一般原理并不能替代个别分析，每一种思想运动形式都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根据所规定。对话体批评的崛起，与特定时期批评的环境、需要、文体意识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