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8-0163-09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思潮起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经过列维-斯特劳斯创造性运用于人类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法国巴黎为中心，形成了以标举科学精神，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和深层阐释为特点的思想方式。经美国专家皮特·考斯考证，作为结构主义核心的“结构”概念自古有之。这个词的拉丁文是stuctum，意思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1](P.252)。因此，“结构”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其中各个部分(成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是基于它们与全体(整体)的关系。[2](P.6)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它作为一种新式哲学眼光，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和结构”关系是其关注的聚焦点，而不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那样关注人的意识或存在状态。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就明确指出，结构是一种关系的组合，它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3](P.2)布洛克曼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结构主义的三个特征：首先，结构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特殊方法，以“结构”一词作为标志。这种可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特殊态度、思维活动或运作方式，强化了对现实和人类心智的共同理解，有助于加强一种超文化的认识论，以及一种统一科学方法知识的古老观念。其次，在结构主义方法的观念和实践中隐含着一种明确的哲学立场，这种哲学旨趣超越定式的原则，并忽略逻辑学、解释学或文学分析等等的标准区分法以促进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再者，结构主义认识论中具有一个强烈信念：现实的表象只是我们实际应知应解之物的暂时现象。因此，结构主义主张以科学的观察和理解方式探触潜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深层结构，它对于阐释现实深层结构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独立的和强烈的兴趣。[2](P.116) 一、“结构主义”的特征及其局限 结构主义作为一场破旧立新的人文科学革命，其凭借对于事物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组合关系的高度重视，运用数学逻辑方法对世界的宏观认识和微观分析，这样一种“理性的科学战略”之优势，迅速扩散到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历史学等领域。由于它指望用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范式”基础上的“全新科学模式”，即运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系统、规律及符码来描述社会现象，同时拒斥先前孕育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本主义，也就是试图推翻并取代盛行于二战后欧洲思想界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在强烈批判后者“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时，走向了“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此外，在力图全面征服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开疆拓土”过程中，结构主义迟迟不能形成自身统一的方法论体系，这实际上暴露出它内部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和局限。 正是缘于结构主义自身的先天缺陷，同时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攻势受挫后激起的革命冲动，德里达、福柯、巴尔特、拉康等结构主义者纷纷开始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首先将批评目标对准索绪尔理论的内在局限，即静态语言共时性封闭系统严重的形式化、非历史性倾向。对于这一点，严格遵循索绪尔研究方法的语言学家埃米尔·邦弗尼斯特就颇有感触，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一旦我们将封闭式的结构研究不限于语音层和单词层，而是上升到句子层面，或进入人类现实生活的对话情景即话语世界时，索绪尔语言学所常用的切分法(segmentation)与替换法(substitution)就会面临失效。这意味着，到达句子层面，就等于跨越了一条边界。对此，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邦弗尼斯特做出了他著名的“分水岭解释”：“我们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天地，在此天地里，语言的表达方式是话语。句子属于话语。只有依靠话语分析，句子才能得到限定和说明。”[1](P.255)邦弗尼斯特所提出“语言与话语”之间的分水岭问题，实际上确认了结构语言学法则的局限，结构主义者正是充分意识到该局限，并由德里达、福柯引领，巴尔特、拉康等人追随着展开了对自身既有思想的批判，从而在60年代末期的法国催生出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欲望和游戏风尚。 其次，由于结构主义者相信语言具有神话般魔力，他们企图将结构语言学方法推广到一切文化领域，这种对“结构主义”无边界地膨胀扩张，在一面发现它的效用之际却最终葬送了它的生命。我们知道，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结构”存在着封闭自足、形式化和非历时性的特点，当结构主义者用它来处理人类社会中各种人为结构时显然存在着问题。一旦面对层次繁多、易于变化且意义趋于无限衍生的社会交往、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等研究领域时，他们发现了令人吊诡的现象：被发现的结构形式越多越复杂，结构主义体系就愈加面临着分裂瓦解，最终作为功能中心的“结构”分崩离析了。最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可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特殊态度、思维活动或运作方式，虽然有助于加强一种超文化的认识论和一种对统一科学方法知识的追求，打通各人文学科或文化领域的自身封闭，走向跨学科、互文性，并强化对现实和人类心智的共同理解，但它错将结构当成一种万能灵药，企图借助于某些理想结构类型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从而发现某种本原式的终极结构，这种语言结构分析不可避免“陷入了抽象的错误推理”。如哈贝马斯所说，“由于结构主义把普遍的语言形式提高到先验的地位，因此，它也就把主体及其言语(Rede)降低为纯粹偶然的东西。主体如何言说及其所作所为，应当由基本的规则系统加以解释。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个体性和创造性，乃至主体性所拥有的一切本质特征，只是一些多余现象，要么被置之不理，要么被贬斥为自恋症状。”[4](P.46)这种渴望一劳永逸地把握绝对真理的天真愿望和寻求知识根源的习惯性冲动，反映出结构主义过度追求科学化的倾向，这一点或许是压垮结构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