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旅行”顧名思義，是指理論在傳播、發展、接受過程中，自身發生的形態、力度、指向的變遷。愛德華·瓦迪厄·賽義德(E.W.Said，1935-2003，一譯薩依德)在1982年發表的《旅行的理論》，和十二年之後撰寫的《旅行的理論再思考》，是論述這個問題的兩篇主要文獻。這兩篇文章的主題是，探究理論、觀念在從一個時空到另一個時空的挪用和移植過程中，所發生的“表徵(representation)”問題如何相異於它脫胎而出的主體文化。有如他本人的既往著述，賽義德針對上述問題的討論，並不囿於客觀敍述，而是帶有作者本人明顯的傾向立場。這個立場毋寧說是質疑歌德(J.W.v.Goethe，1749-1832)極有浪漫主義色彩的“世界文學”觀念，旨在辨異而不是求同。今天的世界一如既往地充滿苦難，理論就在苦難的荊棘路上旅行。這裏不妨從奧爾巴赫(E.Auerbach，1892-1957)堪稱20世紀文學批評第一經典的《摹仿論》說起。 一 從奧爾巴赫談起 埃里希·奧爾巴赫1892年生於柏林，1921年在格赖夫斯瓦爾德大學獲語文學博士學位後，出任普魯士國家圖書館館員。或許因爲可疑的猶太血統遭納粹排斥，1936-1947年他在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國家圖書館任職。在此期間，他寫出了歐洲文學批評史上的巨著《摹仿論：西方文學中現實的再現》。1947年，時年五十五歲的奧爾巴赫前往美國，先後執教於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1957年，在美國去世。1996年，時當《摹仿論》英譯本出五十周年紀念版之際，賽義德專門爲此書撰寫了一個導論，推崇《摹仿論》是人文主義的典範，浸潤着對歐洲文化無與倫比的靈性和熟稔，其視野與抱負遠遠大於過去半個世紀裏所有的重要批評著作。但即便如此，賽義德也更願意強調奧爾巴赫的流亡者身份，以及《摹仿論》的理論旅行主題： 首先應該想到，它是一個流亡者的著作，是一個切斷了他的根和本土環境的德國人寫的。奧爾巴赫似乎從未動搖他對普魯士教養或情感的忠誠，他總是盼望回到德國。“我是個普魯士人，信仰猶太教”，他在1921年如此描述自己；即使後來過着流散的生活，他似乎也從未懷疑自己真正屬於何處。① 賽義德指出，奧爾巴赫的猶太人身份衹能猜測，難以確認。即便在《摹仿論》這部巨著裏，作者固然以他慣常的含蓄方式對此有所暗示，卻也從未直接述及這個話題。當奧爾巴赫寫使徒保羅這個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來篳路藍縷傳佈新興教義，這裏面讀者不難發現一種驕傲與疏遠的結合體。而保羅的工作與奧爾巴赫自己的情形——一個非基督教徒在闡釋基督教的成就該是何其相似。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奧爾巴赫這樣做的同時，與自己的根也越來越遠了。賽義德對奧爾巴赫的非基督教身份猜測其實有誤。《摹仿論》面世六年多後，奧爾巴赫發表的一篇文章《〈摹仿論〉補論》中，明確交代過自己的天主教徒身份。不過，奧爾巴赫是基督教徒也好，不是基督教徒也好，並不妨礙賽義德對奧爾巴赫的流亡者身份早有感同身受的回應。 早在1983年，賽義德在爲文集《世界、文本、批評家》撰寫的導論《世俗批評》中，就引述過《摹仿論》後記中的一段話，確定該書其實是理論旅行的意外之喜。彼時，奧爾巴赫交代他這本大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成的，寫作地點是在伊斯坦布爾，那裏的圖書館裏沒有歐洲研究的充裕藏書，國際通訊也中斷了。故而，他不得不在資料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勉力爲之。奧爾巴赫感歎說，要是當年有豐沛資料供他參考，他就不會來寫這部主要是憑着記憶綫索撰成的《摹仿論》了。對此，賽義德的評價是，奧爾巴赫雖然話說得謙虛，卻是悄無聲息掩蓋了他流亡生活中的多少痛楚： 他是逃離納粹歐洲的猶太流亡者，也是日爾曼羅曼語學術古老的歐洲學者。但是如今在伊斯坦布爾，他再也無從接觸到那個龐大傳統的文學、文化與政治基礎。在後來的一本書裏他含蓄告訴我們，他寫作《摹仿論》，並不僅僅是在逆境中實踐自己的專業，還是在履行一種最重要的文化、甚至文明保存行爲。他所面臨的風險，不僅僅是他的文字很有可能浮光掠影、時過境遷、錯誤百出、野心又大得荒謬(大凡心智正常的人，誰會拾起如此浩大的題材，來寫整個歐洲文學呢)，此外，他還面臨着另一種風險，那就是不去寫作，淪落爲名副其實的流放者：文本、傳統以及構造了一種文化的網絡本身，悉盡蕩然無存。② 這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可視爲理論旅行的一個變種先例：一個功成名就的歐洲學者，來到伊斯坦布爾這樣一個化外之地，學術幾乎難以爲繼，幾乎淪落到難民階層。但是，伊斯坦布爾果真就是化外之地嗎？賽義德質疑說，奧爾巴赫自稱給放逐到了伊斯坦布爾，可是對任何一個像他那樣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羅曼語文獻學訓練有素的歐洲人來說，伊斯坦布爾對於歐洲其實不算陌生。它代表着可怕的土耳其和伊斯蘭，它還是教會分裂之後，東正教的大本營。在歐洲文化的古典時期，土耳其就是東方，伊斯蘭就是它最兇險莫測、咄咄逼人的代表。所以，關鍵不在於地理空間的疏離，而在於內心的感受。 賽義德注意到，奧爾巴赫早年一篇文章《文獻學與世界文學》中，曾引過12世紀法國神秘主義教父聖維克多的于格(Hugh of Saint Victor，1096-1141)的《教學論》(Didascalicon)中的語錄：“覺得家鄉美好的人還是稚嫩學徒，覺得每一片土地都是家鄉的人業已強大，覺得整個世界是爲異鄉的人，方纔完美。”③賽義德特別附上了這句話的拉丁文：“perfectus vero cui mundus totus exilium est.”整個世界都是異鄉，這在賽義德看來就是奧爾巴赫當時的心境。他認爲，這個心境足以使《摹仿論》的流亡寫作迷霧豁然開朗。即這部巨著並不僅僅是全方位重申歐洲的文化傳統，同樣也是產生於作者與這個文化傳統的疏離情感。奧爾巴赫的“後記”裏說，此書能夠面世，也正在於缺少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假如真有龐大的藏書庫，足以讓他明瞭他欲予探究的話題早有許多論家陳述在先，那麼他也就不會在此嘔心瀝血做苦工了。由此可見，這當中的隔閡和距離，文化更甚於地理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