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八十年代初进入高等教育学科目录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理论探索、人才培养以及学科结构与层次的完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科地位显著提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本学科也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其中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是关于本学科的名称定位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名称，近来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论争。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名称，学界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名称，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主张用“思想道德教育学”替代它。 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在概念的使用上，还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这个标准提法为好，不宜轻易变换它。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和“思想道德教育学”这两个名称，可以同时并存，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定位，或叫“思想政治教育学”，或称“思想道德教育学”，不必强行统一。 以上三种意见，可谓见仁见智，看法殊异。笔者以为，这三种意见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似都值得进一步推敲。 首先，主张本学科仍然叫“思想政治教育学”，既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把“政治”作为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相适应的。人所共知，在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把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定在“政治”方面，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在民主革命时期，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做政治工作，到谭政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做政治工作，都是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刘少奇1951年在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到毛泽东1957年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仍然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这些都决非随意所为，而是与时代的要求相一致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从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我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历史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学”，正是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它被公认为“是一门科学”，而引起国家重视，于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大学招生，培养人才。当时，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伊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名称，还来不及作进一步思考，因而沿用了传统的提法。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社会近二十年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则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我国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尖锐地表现出来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或途径主要靠法治和德治。法治属于政治文明，而德治则属于精神文明。要搞好德治，就必须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下大力气。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去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并要求广大共产党员要“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来鞭策自己”。这都表明，“思想道德教育”已提上了我党的重要日程，不能不认真对待。然而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却无法包容“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如不对之作必要的调适，就难免陷入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的境地。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一指示，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本学科的名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我党在过去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物。它适应的是阶级斗争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到了今天，由于阶级斗争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就应当作必要的调整，继续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就难免有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之嫌。 其次，主张用“思想道德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从合理性来看，它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对“思想道德教育”的需求，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时代精神。同时，用“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本学科的名称，也有利于同国际上的衔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正因为考虑到这些情况，笔者也曾主张用“思想道德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当我进一步推敲这个结论时，我否定了自己原来的看法。因为“思想道德教育”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包容不了“思想政治教育”（即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居主导地位，但是，这并非说当今社会已不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了。事实上，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人群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能排除，而且仍然十分重要。例如我们要求党的干部“讲政治”，要求国防部门要有敌情意识，就不能不在这些部门和这些人群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今天在一定的条件下，仍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决不是可有可无，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用“思想道德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那也会导致脱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丧失应有地位和特定功能。显然，“代替论”也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