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同西方的文化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文化研究的整体思潮又同世俗化倾向的“现代性”问题分不开。总体上看，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已经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成为当代社会的缩影。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使得各种问题迭出，对此学术界已然无法回避。 一、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语境 当代文化批评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全球化趋势中的本土化意识。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又具有浓郁的非西化特点。 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当代文化研究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东方主义语境中的西化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的活跃程度，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当代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后现代的数码复制时代。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世纪之交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当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的文化症候，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表征。在这种从超验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话语论战。 如今，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着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大潮和精神价值之间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关于个人化、世俗化的问题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彼此争论，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的、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己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而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当代的学术研究，必得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的合理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日益扩大，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要关注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掩盖了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要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后现代后殖民，抹杀母语经验，抛弃自己传统根的弊端，从而使我们把握到准确的“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才能使我们走向更稳健的开放立场，以更加高屋建瓴的眼光从事中国现代性的设计，在新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中走得更加稳健。 二、从文学理论泛化到文化理论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一元走向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