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的中后期，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以广东为基地，倡导起了一种被他们自己称为“第三种批评”的“新批评”意识与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了两种批评形式：第一种是我们在历史上习惯的“美学——历史批评”；第二种是我们借鉴于西方现代主义批评，学习来的“纯粹的文体文本批评”。他们认为90年代中当代批评的种种困囿与批评本身对文学现实的不适应有关。为此他们提出要建设一种新的批评，选择一种不同于前两者的“第三种批评”方法。 对于“第三种批评”对90年代批评现状的不满，我也深有同感。然而，我却并不赞成把“第三种批评”作为今后批评的可能出路。因为第三种批评的倡导者们虽然大声疾呼，但是“第三种批评”仅仅是一座无法构建的空中楼阁而已。为此，我提倡另外一种批评方式：以简单为基本特征的“第四种批评”。 第三种批评的现实局限 无可否认，“第三种批评”“主义”的提出，对于90年代批评是有积极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90年代批评的一系列表现（从沉默到浮躁，从愤怒到斥责，从文化批评到文化拯救，从拒绝通俗到后现代的文化认同）均不如人意，甚至使人感到无聊。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和批评人寻觅一种新的出路，探索一种新的方式，显然是极其必要的。在这种“需求”的拉动下，“第三种批评”的出现就颇显自然，而且较有价值。 然而，“第三种批评”的主要价值恐怕也仅仅表现在这里。即，它仅仅具有某种形式上的新意和价值。而在本质上，它可能不仅很少价值，很可能还是负价值的。我之所以如此归纳评价“第三种批评”，其依据有如下三点： 首先，“第三种批评”可能只是一种对90年代批评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用主张者的说法讲就是：“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多种主张的共存。同时它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意见非常统一的群体提出来的，而是由对文学趋势看法有某些共同点的一群人各自提出的（注：参见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3期。）。按照他们的原话， “第三种批评”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注：参见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3期。）。换句话讲，“第三种批评”并未有找到一种可资实际运用的批评方式，他们找到的只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兴奋不已的“第三种批评”这个概念本身。 作为“第三种批评”的逻辑起点，第三种批评家对90年代批评思潮的两个话语圈“中国式后现代主义”与“人文精神论”表示出了双重否定态度。他们承认后现代主义对“唯政治功利的消解作用”，但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一味逃亡”。同时，他们也反对“人文精神批评”对市场文明的“单纯仇视态度”。正是对90年代批评现状的不满意，对现有批评方法的厌倦，导致了第三种批评家们对“第三种批评”道路的寻求（注：据“第三种批评”的与论者称，他们的此种思考开始于199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北京召开的“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研讨会上。）。对“第三种批评”的新的努力行为，人们没有理由苛责。不过问题在于：对于“第三种批评”而言，似乎只有“第三种批评”这个术语是清晰的外，其他一切均呈混沌状态。人们读了“第三种批评”家们的文章后，不但没有明了“第三种批评”的奥秘，反而不知道什么才是“第三种批评”了。 第三种批评家们的意识混乱说明：他们通过“第三种批评”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实际上只是对90年代批评的一种否定情绪，缺少必要的理性斟酌。 其次，“第三种批评”只是一个没有内容深度的平面化术语，它无法成为一种批评实践方式。虽然第三种批评家强调认为：第三种批评不是一种地域性的批评，不是地方色彩，也不是一个批评的流派，而是一种批评意识与批评方式（注：参见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广州文艺》1997年3期。）。但是， 我却很难从其中找到可以被当作批评方法来加以运用的东西。 蒋述卓声称：“第三种批评是一种文化诗学批评。”“它要求文化诗学批评的操作者具有宏观的广阔的文化视野，立足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注：参见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广州文艺》1997年3期。 ）他认为，“文化诗学批评的理论基点是文化关怀与人文关怀”（注：参见蒋述卓《文化诗学批评：第三种批评的设想》，《广州文艺》1997年3期。）。 陈少华认为：“我们在这里不断说起的‘第三种批评’……它与‘新人文主义’对立吗？我看不全是，它有选择地支持，有选择地批判，它毋宁是钟情于‘人文主义’的；那么它绝对抵制‘后现代’批评中的解构倾向和广场式的狂欢吗？我看也不是，它可以把解构理解为建构的特殊方式，成为引导文学批评的活水。……毫无疑问，它是对批评的一种言说，在这种言说中，它更富于启示色彩。”（注：陈少华：《我的“第三种批评”观》，《广州文艺》1997年3期。 ）读到这些第三种批评家们的声言文字，我发觉“第三种批评”根本没有自己的批评方法与判断标准。他们使用看上去颇具新意的术语，来掩饰他们一无所有的批评方法上的空虚。例如：他们所称道的“文化诗学批评”与“美学——历史批评”究竟有何不同？人们怎样才能把握这种不同？既然“第三种批评”是对“新人文主义”批评和“后现代”批评的扬弃，具体上又该如何操作呢？时至今日，我们仍旧看不到“第三种批评”的实践形象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这“第三种批评”的方法有些什么可以操作和实践的内容。 其三，“第三种批评”观念的提出尽管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启发人们的思考，提供研究参照，否定批评现状的不合理性质，但事实上它却是不负责任的。他们自己的解释是：所谓“第三种批评”的“三”，“就是‘多’，也就是说，不是‘一’，也不是‘二’，不是唯一，也不是对立……而是多元”（注：参见金岱《第三种批评：意义的先锋》《广州文艺》1997年3期。）。试问：在一个多元化的批评状态下，又何来一个“第三种批评”呢？如果“第三种批评”就是多元化，那么“美学——历史批评”、“文体文本批评”又如何不是“第三种批评”呢？如此追溯，“第三种批评”的这“三”又有什么实际意义？这难道不是在具体地否定自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