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02)01-0132-08 一 现代意义上的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与现代性爱文学一样，并没有一条贯通的现代意义上，甚至近代意义上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精神分析学等西方新潮理论洞开这扇大门的。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也不是止于医学临床运用，而是从它广涉人文社会学科彰显出来的。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可以在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三个层面进行，只要作者在这三个层面中自由翱翔，就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他还认为，文艺作品的形式与梦的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相同，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是对文学艺术家的解放，确认了潜意识的存在与意义，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无限疆域。 弗洛伊德本人还率先从精神分析视角去分析和阐释索福克勒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陀斯妥也夫斯基等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力图从文艺家的童年经验、俄狄浦斯情结、各种无意识动机来理解创作过程，寻找象征本体，做出别有意味的艺术阐释。 正是精神分析学与文学的这种天然契合关系，弗洛伊德理论对西方文艺尤其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成功影响。效仿者踊跃，成一时之景观。尽管在运用上还有“将文学材料用于精神分析学，而不是将精神分析学的眼光和方法用于文学上的需要”[1]的缺点，但在揭示文学创作和阅读过程中的无意识动机和动力，揭示文学结构的多义性、多层次性，揭示文学与作家心理、历时经验的联系，深化对作家、文学、读者以及创作过程的认识等方面，显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及后者对前者的接受都与艾德尔所批评的情形有相同的地方，弗洛伊德主义主要是作为一些分散的思想、观点而不是体系被人们所接受的，但它的效果仍令人瞩目，直接塑造了心理分析性的现代性爱文学的新品质。 中国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基于两个前提，一是现代性爱观念的萌生和现代文艺理论尤其是现代文艺心理学的产生；二是现代性爱文学的实践。而在现代中国，两个条件几乎同时成熟，而且一无例外都受到了西方人学理论的启发和推动。 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心理学与现代文学理论产生同步，都产生于20世纪初，王国维是奠基者和代表人物。王国维先后于1904年和1910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创立了现代文艺心理学。其中有两个观点是他的原创学说，也是现代文艺心理学的基本标志。一是“解脱说”，一是“出入说”，两者都受到德国生命哲学与心理学理论的启发，从人的心理角度来审视文学艺术的本质。认为文学艺术由人的生活本质生成，人的生活本质是欲望的追求与满足，永不终止的循环使人生不得不像钟摆宿命地摇摆于这种痛苦与厌倦之中，文学艺术应“解脱”之道而生成。这是对承传几千年的“载道”文艺观的解构，新人耳目。《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出入说”则明显为借鉴德国心理美学家的“移情说”所创立，更具有现代理论的特征。 现代性爱观念在20世纪初如同蚕茧在壳里奔突。清代将宋明以来的对性爱行为禁锢发展为性的禁欲，全面建立起精神禁欲系统，文学中几无性描写，偶有涉及，也是持讨伐和贬斥的态度，继而便是大规模禁毁性爱小说，性爱在文学中从此遁迹。性，成了禁锢人的枷锁，性学成了“杀龙之技”。要改变这种状况，还人性以本来面目，必须下猛药，治重症。西方各色新潮理论如潮涌进并被囫囵吞枣般接受，与这种特殊背景有关。 精神分析学以对性爱的揭示之新鲜与深刻为“五四”文化运动所接纳，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也从这里找到了突破口与起点。 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作为整个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部分，接受精神分析学也是从两个维度实现的。 一是从精神分析学的元心理学部分经与性爱心理的对号印证，再定型于性爱文学理论批评。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人格结构、意识层次和梦、性心理对中国现代性爱文学来说都是新鲜的，它们都作为特殊的营养化入了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中。较早的张东荪、张竞生、高觉敷、章士钊及潘光旦等，主要是从元心理学方面积极译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同时也运用心理学话语体系，发表性爱文学见解。如潘光旦的《冯小青考》几乎用冯小青的个例演绎了精神分析学的新鲜见解。张竞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位被称为“性博士”的性心理学专家留法回国，在北大任教，竭力宣传融汇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思想的独特的性爱理论，“制造”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一是指在1923年4月29日的《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女士事的研究》；一是编辑出版《性史》，不仅提出了“第三种水”的性理论，还采录了不少现实个例。），引起了轩然大波，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之一。由于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直接联结关系，精神分析学的精彩理论没有遭到转译过程中的信息流失，给现代性爱文学理论批评提供了生动的理论资源。 二是直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艺美学中借鉴、启发而融构的性爱文学理论与批评。在心理学家们艰苦的译介后，这是一种主要方式。 朱光潜是最早的一批实践者。1921年，《东方杂志》发表他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18卷14号），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赞扬“福鲁德的学说，一方面创造了心理分析一个独立科学，使神经病治疗学和变态心理学受莫大贡献；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艺、宗教、教育、伦理上去。”文章认为，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是从“隐意识”（即无意识）方面考察文艺，“诗歌小说常想入非非，都是隐意识的流露”。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的隐意识通过“‘隐淑作用(Sublimation)’（即升华作用）已经从有害转化为有益。”该文没有直接谈性爱，但已经将“隐意识”明确指出来，而“隐意识”在弗洛伊德的体系里，则正是性本能的寓居之所和表现形态。一则是对王国维创立的现代文艺心理学的有力补充，另则也隐含了性爱意识在其中。朱光潜沿此展开，终于建构起他的文艺心理学包括性爱文学理论的大厦，成为一代宗师。
